试论清末女子教育兴盛的原因及影响

作者:李慧娟;毕洪娜 刊名:长春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崔坤

【摘要】清末女子教育的兴盛是中西方文化撞击的产物,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清末女子教育对中国近代化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催化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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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因此,长久以来,女子教育几乎是一片空白。然而,随着西方殖民者的东来,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也受到冲击,女子教育在这种背景下,开始萌芽和发展起来。中国女子教育从洋务运动开始萌芽,历经30多年的曲折发展,至清末新政时期达到全面兴盛。一、清末女子教育兴盛的原因(一)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鸦片战争之后,随着西方女学思想和女权学说的输入,近代“兴女学”的思想开始萌发。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再到辛亥革命,直至五四运动,这一演变过程曲折地反映出女子教育近代化脚步蹒跚的特征。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在对女子教育的观念上都是比较守旧的。但是新政时期,随着留学生的归来,留洋大臣对欧美的重新审视,再加上外国传教士的宣传等因素,一批批论述女子教育问题的刊物在国内涌现,人们对有关女子教育的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当时就有文章宣称,如果对素质优于男子的女子进行教育的话,成效肯定会更为显著。著名学者夏晓虹指出:“诸如此类用心良苦的言说,都是将女子的品德置于男子之上,一反‘男尊女卑’的旧说,而合力塑造出女性崇高的新形象。”[1]也有文章说,在奴风盛行的浊世中,只有那些学问不长进的女性未受污染。所以,“欲拯二万万之男子,与拯二万万之女子,则彼难而此易”[。1]无数有识之士在这一时期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应从重视女子教育入手。《女子世界》提出,要想真正了解女权的实质,则必须兴办女学。因为兴办女学并不是为了使女子拥有“贤妻良母”的资格,而是要使她们“脱离依赖的性根”,养成“独立人格”。《神州女报》更提出了女子受教育关系到国富民强、种族兴亡的观点。《女报》第一、第二号刊载的《论禁女学堂之非》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弱,由女子之不强也;人民之所以愚,由女子之无学也。教育之所以不发达者,由女子之无教育也”。这篇文章按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推出了“文明之发达,必由于教育”,而“教育之普及,必肇自家庭”的结论[2]。要普及教育必先兴女学,即普及女子教育。辛亥革命前的十年,社会上关于女子问题的书籍、报刊,对女权、婚姻自由、女子教育等进步思想进行了颂扬,使新的女子教育理念得到传播并深入人心。女子教育观念的转变,也为后来的中国培养了一批巾帼豪杰。(二)教会学校的刺激作用教育是伴随着人类文明而产生的。在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女子被排除在受教育的行列之外。作为男性的附属品,他们接受的教育只是传统的家政训练,因此,教育对中国女子而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但是近代中国,随着传教士的来华,这种情况有了极大的转变,作为传教的伴生物,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由此产生。1892年,浸礼会在山东青州开办了女子寄宿学校。1893年,公理会传教士博美瑞在山东恩县创办了女子寄宿学校“培贞阁”。1904年,拯亡会修女创办启明女中寄宿学校,专收教外富裕的女学生。教会学校的课程主要是学英语和中文,从学习识字到研究文学,科学课有自然、物理、地理、算术、代数、几何等,手工课包括剪裁、中西刺绣、做花边、做纸花等,体操课设有棍棒操和哑铃操。这些学校十分严格,尤其是每年年终的毕业考试,因为比其他学校更认真而使它名声大震。而且这些教会学校十分重视职业教育,他们创办了专门培养女子工艺的学堂,例如,裨治文夫人在北京创办的贝满学校,是在1859年福州女子寄宿学校的基础上演变而来的,这是辛亥革命前由传教士办的第二所女子大学。虽然传教士创办近代中国教会女学的目的,是为了扩大基督教的影响,但是教会女学的发展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和近代中国社会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变革。近代中国教会女学对于中国近代女子教育的产生和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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