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儒者论儒学的普世价值:王敏川与徐复观

作者:陈昭瑛 刊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王淑波

【摘要】王敏川是台湾彰化人,是日据时代启蒙运动与左翼运动的领袖,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他是对儒学体会最深、对儒学的现代转化着力最多的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构成一个梦幻组合。这个梦幻组合出现在1920年代的台湾,其中所蕴涵的思想的前卫性在当时的汉语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徐复观是专业的儒家学者,他对现实的全面而深刻的关切虽然不及王敏川对社会运动的完全献身,但已非当代其他儒者所及。他不仅对社会主义、性别议题提出儒学立场的看法,更早在1972年便关注环境问题,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检讨。从王敏川和徐复观这两位台湾儒者对社会主义和性别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如何在20世纪面对世界新思潮的挑战中淬砺出儒学思想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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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DlJ吕王敏川(1889一1942)和徐复观(1903一1982)可以说是当代的台湾儒者。徐复观虽生于大陆湖北的农村,但他于思想成熟期所撰写的著作大部分完成于台湾,小部分完成于香港,因此被归类于港台新儒家。王敏川是当代儒学的先驱,他的重要性还没有被好好认识,他的思想的潜能也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扬。王敏川是台湾彰化人,是日据时代启蒙运动与左翼运动的领袖,在那个年代的台湾他是对儒学体会最深、对儒学的现代转化着力最多的新知识分子。在他身上,儒家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构成一个梦幻组合。这个梦幻组合出现在1920年代的台湾,其中所蕴涵的思想的前卫性在当时的汉语世界是无与伦比的,即使到了相隔八十多年的今天,它还是一个尚未落实的梦想。徐复观则是专业的儒家学者,他对现实的全面而深刻的关切虽然不及王敏川对社会运动的完全献身,但已非当代其他儒者所及。他不仅对社会主义、性别议题提出儒学立场的看法,更早在1972年便关注环境问题,并从中国文化的角度进行检讨。环境保护是王敏川来不及接触的议题。但从王敏川和徐复观这两位台湾儒者对社会主义和性别议题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儒家如何在20世纪面对新挑战的过程中淬砺出儒学思想中具有现代意义的普世价值。儒虽旧学,其命维新。新儒者尝试证明那些通过现代性的筛检而依然留在筛子中的旧思想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二人格修养与“人民”的神圣性:儒学与社会主义汇通之路王敏川出身书香门第,父亲为私塾教师,所以他的旧学根抵深厚。1919年赴日留学,人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1921年台湾文化协会成立,王敏川返台参加多场轰动一时的讲演会。最令人瞩目的是1925年的“讲《论语》事件”。1925年冬天台北警察署对文协主办的文化讲座监听太严,取缔太酷,演讲会常遭勒令解散。主持人是被尊为“台湾的孙中山”的蒋渭水,他遂安排王敏川坐着讲《论语》,长达一个多月。因讲《论语》不涉及具体的反日主张,不会遭到取缔。但民众皆知这是与日警斗法,虽在冬日的寒夜,还是风雨无阻参加。根据日本官方文献,1925年台北州文化讲演的参加人数是282人,官方对抗议活动的人数通常1是低估。我们可以说连同工作人员共约三百名台湾人,在1925年冬天以听讲《论语》的方式对日本殖民者进行了一场极具创意的抗争,《论语》成了反帝反殖民的文化象征与思想资源,这应是儒学史上的重要事件。1927年文协分裂,分裂后的文协由左派控制,王敏川是其领袖,1928年他与被称为“台湾的鲁迅”的赖和合办左翼报纸《台湾大众时报》,并在文协左倾过程中多次下狱。他最后一次人狱在1931年底,1938年出狱,他在狱中遭酷刑虐待,健康受损,出狱后不久便与世长辞,未能亲见台湾光复。作为社会运动家的王敏川和重视社会实践的徐复观不约而同地主张儒家的人格修养是社会改革家必备的。以儒家的“士”、“大丈夫”来定位知识分子、社会运动家是1920年代台湾文化界的共识。王敏川则更明确指出,儒学最有益于当代的是人格修养,因社会由个人组成,个人之人格完善便是社会完善的基础。他在1922年的《书房教育革新论》指出:孔子教义旨在养成高尚的人格。在1921年的长文《台湾教育问题管见》中,王敏川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道德上自由的人格,而在这一点上,康德的教育理念和《中庸》的“‘修道之谓教’是一致的”。在1924年的《论立宪的教育》中,他更进一步主张上述的人格教育便是立宪教育,他说:“教育的目的,就在养成自主独立的人物,正如立宪政治的目的在养成自治民同理。”道德的自主“应用于政治,即是立宪的政治、公共的理性、社会的良心”。在1920年代的台湾,不仅出现将儒家和康德齐论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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