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荀子之“法”的理论基础及伦理意蕴

作者:金妍妍 刊名:《武陵学刊》 上传者:黎瑞红

【摘要】荀子“法”思想独具特色,不仅强调个体的伦理德性养成,而且注重整体秩序和谐的价值导向。,然而.长期以来,荀子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的独特内涵与现代价值在一定程度上被学界所忽视。如果我们超越诸子各家的历史局限,公正、客观地审视荀子之法的伦理思想,不难发现其不仅继承了孔孟的伦理思想,而且丰富完善了先秦儒家的法律伦理,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内涵独特的价值体系。荀子“性恶论”的理论之基、“隆礼重法”的治理原则诠释了“法”的独特伦理内涵。荀子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为建构和谐社会和法治社会的道德秩序提供重要启示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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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儒家中,荀子因明确主张“人之性恶”,应“隆礼重法”而背上了非儒家正统的名声,只因一句“性恶”,则“大本已失”,其儒家之“法”的社会伦理思想也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被学术界所忽视。然而,如果我们超越诸子各家的历史局限,公正、客观地审视荀子之法的伦理思想,不难发现其不仅继承了孔孟的伦理思想,而且丰富完善了先秦儒家的法律伦理,是中国伦理思想史上内涵独特的价值体系。一、“性恶论”:荀子之“法”的理论基础战国时期是古代中国从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的时期,周王室衰微,各路诸侯兼并杀伐,期望以“实力”相争而定鼎天下。一个“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1]的战国时代取代了“有孝有德”的西周时期。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对理想社会的渴望和对人性的探索成为思想家共同关注的时代问题,为此,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利人利己观点;道家从“无为”出发,认为“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2],老子不赞成把社会人群分成不同的层级,希望社会安于混沌少欲的安宁状态;法家一面揭示人类“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的本性,一面又走向高扬法的极端,如商鞅所言:“故法者国之权衡也。”[3]“法令者,民之命也。”(《商君书锥指定分》)韩非则更是主张“无教化,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4],其理论自身充满矛盾难以自圆其说。总之,以上各种理论学说都无法解释当时的社会现象。儒家则另辟蹊径,从人的现实层面探究人性,力求摆脱“非道德主义”“专任刑罚”式研究路径的困扰,诠释人性的崭新内涵。孔子作为儒家的创始人,首开道德哲学研究的先河。张岱年认为:“第一个讲性的,是孔子。”[5]《论语》中记载孔子讨论人之性的文字有两处:一是“性相近,习相远也”(《论语阳货》);二是子贡转述的“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论语公冶长》)。这两处文字表明,孔子认为,从生理角度论“性”,人的天生禀赋差别不大,所谓“性相近也”,如告子所言“生之谓性”。从道德价值角度来看,人们对道德状况的追求不同,积善成德的方式各有差异,因此人们会“习相远也”。在孔子论“性”的基础上,孟子将儒家的“人性论”推向了新境界,认为:“人之初,性本善。”这一认识在中国传统启蒙读物《三字经》中得到确认,《三字经》一开篇就开宗明义点明主旨并成了其总纲。为此,“性善论”在中国民众中影响深远,正如有的学者所说:“性善论在中国民众中的潜在影响既深且广;而它的倡说者,便是孟子。”[6]2孟子的“四端说”认为人性本善,并以此引出存心养性的道德修养论,以及以人为本、以仁治国的政治方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孟子告子上》)孟子的“四端说”赋予人区别于禽兽的向善爱人的道德天性,“与道家的庄子相先后,从不同角度完成了对人的天赋尊严的论证”[6]2,是憧憬理想人性的呈现。荀子则立足现实主义视野,提出了“性恶论”。他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荀子校注性恶》)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判定荀子只一句“性恶”,就“大本已失”,他就是仇视人类的无情之人。因为其他学派对“人性恶”也有相近的认识。墨家提出的“兼相爱”的思想主张,其思想来源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人们之间缺乏相互关爱、共同谋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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