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无政府主义与钱玄同的激进主义语言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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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档信息

【作者】 孟庆澍 

【出版日期】2005-04-03

【摘要】本文以钱玄同为中心,讨论了无政府主义与近代以来语言文字改革理论的关系,称之为“激进主义语言观”,并通过考察两次“废除汉字、改用世界语(万国新语)”的历史论争,对文学革命论的语言意识形态根源进行了发掘。作者认为,世界语内在的“世界主义”理想以及无政府主义对世界语的注重,使启蒙主义者在接受世界语的同时也承继了它的空想主义精神。因此,就本质而言钱玄同的语言文字革命论属于“乌托邦的语言观”。尽管如此,它仍对现代汉语改革运动和文学革命产生了切实的促进作用。

【刊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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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政府主义的离经叛道 ,不仅表现在力求进行政治与经济革命 ,而且体现为伦理、道德、思想、文化等诸多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诉求。五四前后 ,无政府主义者的文化理念与启蒙主义者的文化激进主义合流 ,成为新文化运动共同的推动力量 ,“互助”、“劳动”、“反抗强权”等具有“无治主义”色彩的口号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普遍流行的启蒙话语。但是 ,如同“文化”一词本身所具有的多义性和发散性 ,无政府主义对五四新文化的影响也渗透在诸多方面。如果泛泛而谈 ,似乎可以照顾到论题的广度 ,但论述则易流于空洞。不过 ,这并不意味着两者关系真的如盐入水、无迹可寻。值得一提的是 ,清末民初以来 ,无政府主义思潮对以知识阶层为主导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并有清晰可辨的演变脉络 ,而新文化运动正是以语言文字改革为发轫 ,进而推动文化在不同层面上的变革。五四前期 ,钱玄同重提吴稚晖等人“废除汉文 (汉字 )、改用Esperanto”的观点 ,代表了五四文化激进主义中最为极端的理论表述之一。因此 ,如要揭示出无政府主义对新文化运动的深层作用 ,围绕发生于《新青年》的论争 ,进而对无政府主义与五四激进主义语言观直至文化激进主义之间的关系作一次深度考察 ,不失为窥一斑而识全豹的有效方法。“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③———钱氏主张的提出  如所周知 ,钱玄同所提出的“废除汉文 (汉字 )、改用Es peranto”可谓新文化运动中最急进的理论主张之一。虽然其后他的具体表述方式屡有变化 ,但废除汉字的观点则始终如一。今天看来 ,钱氏主张虽于学理上未必站得住脚 ,但自有其历史合理性。鲁迅便说 ,正是由于钱氏惊人之论吸引了保守势力的注意 ,“于是便放过了比较的平和的文学革命 ,而竭力来骂钱玄同。白话乘了这一个机会 ,居然减去了许多敌人 ,反而没有阻碍 ,能够流行了。”④ 但时至今日 ,史家仍多将钱氏理论视为启蒙主义者在特殊形势中所采取的一种“矫枉过正”的叙述策略 ,对其内在理路与价值多有所忽略。与五四时期的诸多理念相似 ,钱氏主张也是通过论争而产生影响。由于陈独秀在回复一封读者来信时 ,以“未能应用于华美无用之文学”为由 ,对世界语似有轻视之意 ,钱玄同便致信陈独秀 ,认为一般文人所谓的“华美” ,不过是堆砌种种“陈套语、表象词”而已 ,“文学之真价值 ,本在内容 ,不在形式”因此用世界语纂译文学 ,“亦只须视其内容之价值如何 ,而形式华美与否 ,则全无齿及之必要”。更何况“夫世界进化 ,已至二十世纪 ,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此等世界主义之事业 ,幸而有人创造 ,应如何竭力提倡 ,顾反抑遏之不遗余力 ,岂非怪事 ?”因此 ,提倡世界语当有无可争辩的进步性与合理性。中国人也是人类一分子 ,对于人类事业“自可当仁不让”。他提出 ,在中国可先不废汉文而同时用世界语 ,可从高等小学起即设世界语一科 ,而且外国人名、地名及学术专门名词也可用世界语表示 ,在汉文中嵌入世界语 ,“实与写中国字无异”。⑤ 当然 ,有着同样留东背景的陈独秀与钱玄同之间并无本质的思想隔膜。在答复中 ,他转而接受钱玄同对世界语合理性的论证 ,承认“世界语尤吾之国语 ,谓其今日尚未产生宏大之文学则可 ,谓其终不能应用于文学则不可” ,而且对于钱玄同提出的在中小学教育中以世界语代替英语的主张 ,也表示“极端赞成” ,并认为“吾国教育界果能一致行此新理想 ,当使欧美人震惊失措。”⑥ 编读往来之间 ,形成了《新青年》同人鼓吹世界语的第一轮唱和。但是 ,启蒙知识界远非如它在白话问题上所表现出的那么一致 ,其内在分歧即使不是远远大于共识 ,也与之相去不远。表现在语言文字问题上 ,就并非所有的启蒙主义者都对人类语言的融合持钱玄同般乐观的态度。曾游历英伦、对世界语“夙抱怀疑之观”的陶孟和最先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 ,世界语远非钱玄同所描绘的那么完美。仅从语言学角度而言 ,世界语单词“袭取欧洲各国成语 ,漫无秩序” ,以及世界语语法中宾格的存在 ,都是语言学者“所视为最不完全之点” ;况且语言是“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者也” ,是国民性的承载物。世界语作为人工语言 ,“既无永久之历史 ,又乏民族之精神” ,难以保存各民族的思想精华。关键在于 ,陶孟和虽然也承认将来之世界“必趋于大同 ,则可无疑” ,但又指出“然世界主义是一事 ,而世界语又是一事 ,二者未必为同问题。有世界语未必即可谓世界主义之实现也 ,世人不察 ,以世界语为促进世界主义之实现者 ,误矣”。从而反对将世界语和世界主义简单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 ,“所谓大同者 ,利益相同而已” ,并非意味着包括语言在内的所有民族特性的消亡。所以 ,“世界之前途乃不同之统一(Unityindiversity) ,而非一致之统一 (Unityinuniformity)也” ,至少“国民性不可剪除 ,国语不能废弃”。⑦ 因此 ,鼓吹世界语可谓是一种语言的专制 ,与罢黜百家的文化专制思想无异。平心而论 ,陶孟和对世界语的认识或许更切实际 ,但在当时却遭到了陈、钱等人的尖锐反驳。针对陶氏观点 ,陈独秀认为世界语或有缺陷 ,但它代表着进化的必然趋势 ,“为人类社会必需之要求 ,不可废也。”他认为 ,在进化道路上没有永存不朽一说 ,“所谓民族心理 ,所谓国民性 ,岂终古不可消灭之物乎 ?”因此 ,世界语是“人类之语言” ,而“各国语乃各民族之语言 ;以民族之寿命与人类较长短 ,知其不及矣。”一为永恒的要求 ,一为暂时的应用 ,孰轻孰重 ,判然可知。依着进化论的逻辑 ,陈独秀不无惋惜地指出 ,历史的经验不能作为否定理想的依据 :“足下轻视世界语之最大理由 ,谓其为人造的而非历史的也。仆则以为重历史的遗物而轻人造的理想 ,是进化之障也 ,语言其一端耳。”⑧ 接着钱玄同也指出文字“不过一种记号 ;记号愈简单 ,愈统一 ,则使用之者愈便利” ,而世界语正具有人造语言简单、清晰、规则等优点 ,从理性角度而言没有不采用世界语的理由。且“科学与人类利益既无国界可言 ,则人人皆知学问应为公有 ,人类必当互助 ;公心既如此发达 ,则狭隘之民族心理及国民性 ,自必渐归消灭 ,此一定之理也”。那么 ,体现国民性和民族性的各国文字也将必然消亡。现存的各国文字 ,都没有统一世界文字的资格 ,只有人为设计、体现人类主义精神的新型文字才能够成为人类公有的交流工具。他总结了自己与陶孟和的根本区别 :“即先生以为文字不能由人为的创造 ,世界语言文字不求其统一。玄同则反是 ,以为进化之文字 ,必有赖乎人为 ,而世界语言 ,必当渐渐统一。”⑨虽然继陶孟和后又有朱我农再唱反调 ,且言辞更为激烈。但钱玄同并未再给予正面理会。他可能已意识到 ,双方对世界语的不同认识 ,不过是深层思维方式差异的表象而已 ,继续纠缠下去也是无益。值得注意的是 ,单纯讨论世界语的价值 ,并非钱玄同的本意———在他看来这其实毋庸置疑———其根本目的是通过世界语直接切入汉字改革 :  玄同之意 ,以为中国文字 ,断非新时代所适用……诚欲保存国语 ,非将欧洲文字大大搀入不可 ;惟搀入之欧洲文字当采用何国乎 ?是一至难解决之问题也。鄙意Es peranto中之学术名词 ,其语根即出于欧洲各国 ,而拼法简易 ,发音有定则 ;谓宜采入国语 ,以资应用。此为玄同提倡Esperanto唯一之目的。 此前 ,这位音韵学家曾多次批评中国文字“聱牙难读之苦 ,书写时间之费” , 是“既非拼音 ,又不象形”的一种“无意识的记号” ,断言其被废除是迟早之事。 显然 ,钱玄同是把世界语作为语言文字改革可资借鉴的一种重要资源 ,希望世界语可以对汉字改革产生导向性的影响。钱玄同认为 ,国人学习外语不外乎研究他国学问等三种目的 ,学习世界语则应着眼于第三种目的 ,即“觉得汉文不适用 ,因此想研究别种文字来做汉文的代兴物”。 可见 ,他鼓吹世界语是有明确的“经世致用”之目的———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一文中 ,他即明确将世界语与“汉字当废论”联系起来 ,将其作为汉字改革的最理想选择。考察这篇文章 ,即可对钱氏激进的语言革命论略知一二。无疑 ,“汉字当废”是钱玄同主张中最激烈、也是最引人非议的观点。当然这种观点其来有自 ,但一经钱氏重提 ,仍掀起轩然大波。正如陈独秀所云 :“社会上最反对的 ,是钱玄同先生废汉文的主张。” 他虽认为钱玄同的主张不无道理 ,但也不得不承认 :“像钱先生这种‘用石条压驼背’的医法 ,本志同人多半是不大赞成的。” 钱氏曲高和寡的原因 ,不仅是因为汉文不可能马上废除 ,而且也因为钱玄同在彻底否定了汉字价值的同时 ,也否定了任何改良汉字的必要性 (尽管他本人始终在改良汉字 )。在这篇文章中 ,钱玄同将自己观点的激进特征发挥到了极致 :  所以我要爽爽快快说几句 :中国文字论其字形 ,则非拼音而为象形文字之末流 ,不便于识 ,不便于写 ;论其字义 ,则意义含糊 ,文法极不精密 ;论其在今日学问上之应用 ,则新理新事新物之名词 ,一无所有 ;论其过去之历史 ,则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此种文字 ,断断不能适用于二十世纪之新时代。在他看来 ,汉字不仅是单纯的语言工具 ,而且是符号化的传统意识形态。由于中国文字“自来即专用于发挥孔门学说 ,及道教妖言” ,因此“则欲废孔学 ,不可不先废汉文 ;欲驱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蛮的顽固的思想 ,尤不可不先废汉文”。即从语言学角度来看 ,中国文字也是“字义极为含混 ,文法极不精密 ,本来只可代表古代幼稚之思想 ,决不能代表Lamark、Darwin以来之新世界文明”。因此 ,废除汉字 (汉文 )便成为整个民族继续生存、发展的关键所在 :“欲使中国不亡 ,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 ,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 ,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 ,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 既然汉字已经全无价值 ,那么改良汉字的主张亦属无谓的徒劳。对于有些人主张以罗马字母改良汉字之形式而保留汉语 ,他认为“其事至为困难” ;对于“制造国语以统一言文 ,实行注音字母以统一字音”的国语改良运动 ,他虽也表示赞同但随即又指出 ,其最好的结果“不过能使白话文言不甚相远 ,彼此音读略略相近而已 ;若要如欧洲言文音读之统一 ,则恐难做到 ;即如日本之言文一致 ,字音画一 ,亦未能遽期。”他悲观地认为 :“今以吾侪三数人在十年八年之内 ,完成字音统一之伟业 ,恐为不可能之事”。 所以归根结底 ,最为彻底的解决方法莫过于废除汉字。其次 ,废除汉字之后 ,钱玄同主张采用更为“合理”、“进步”的Esperanto (世界语 )。这是其文字改革理论中最值得注意的一点 ,也是他为汉字改革运动开出的“治本之策”。他与陶孟和等人笔战 ,几乎全是为此。虽然钱玄同也赞成废弃国语而以英语代之的主张 ,但他又认为英语“究竟是历史上遗传下来的文字 ,不是人工改良的文字 ,所以庞杂的发音 ,可笑的文法 ,野蛮幼稚的习惯语 ,尚颇不少”。 因此汉字的最佳替代物 ,首推“文法简赅 ,发音整齐 ,语根精良之人为的文字ESPERAN TO” :  世界上既有这样一位大慈大悲的Zamenhof制造这种精美完善的文字 ,我们中国人诚能弃其野蛮不适用的旧文字而用之 ,正如脱去极累赘的峨冠博带古装 ,而穿极便利之短衣窄袖新装也。 当然 ,事实证明此策并不可行。所以为了适应文字改革的现实需要 ,钱氏又相继提出了“国语罗马字”等“治标之法”。但直至 2 0年代中期 ,钱玄同始终没有放弃这一认识———世界语才是汉语、汉字改革问题的“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只是现在世界语尚出于提倡阶段 ,汉语未能遽尔消灭 ,因此必须有所权变。钱玄同对这些“过渡措施”的设计不尽相同 ,但其最终目的都是为向世界语过渡而服务。例如 ,在《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中 ,他提出可以用一种外国文字为汉语之补充 ,而国文则限制字数 ,以白话为主 ,“凡讲述寻常之事物 ,则用此新体之国文 ;若言及较深之新理 ,则全用外国文字教授” ;从中学起 ,除了“国文”及“本国史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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