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参与“大陆单亲妈妈”服务的探索性研究——基于台湾人安基金会的个案分析

作者:李健;向勋宇 刊名:台湾研究集刊 上传者:张玲

【摘要】大陆单亲妈妈面临的多重困境使台湾传统部门在解决此类问题时始终力不从心。受近年来台湾社会创新潮流的影响,人们开始尝试通过社会企业方式来帮扶社会弱势群体,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是其中重要类型之一。本文以台湾人安基金会为例,详细剖析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介入大陆单亲妈妈服务的发展历程和服务成效,并运用PRAMC框架总结其成功经验。本研究不仅为解决大陆单亲妈妈问题带来许多有益的启示,也为实现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有效运作提供了可供参考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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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近年来,随着台湾家庭少子化问题日益严峻、南进政策的实施以及台湾社会形态的转变,原籍外国的配偶和大陆配偶人数迅速增加。据台湾当局“内政部”户政司统计,近10年申请在台居留的大陆配偶,平均每年约1.2万人,其中女性配偶占95%。然而,许多大陆女性嫁到台湾以后,面临家庭经济窘迫、生活文化差异乃至家庭暴力等问题,婚姻状态并不稳定。台当局“内政部”早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001—2006年间,台湾男性与女性的离婚率约在1.1%-1.3%,但女性大陆配偶离婚率约为12.14%,是台湾有偶人口离婚率的10倍。[1]按照台湾当局政策,未获定居权的大陆配偶一旦离婚即面临“因居留许可被废止而遭强制出境”,除非“在台湾地区已设有户籍未成年亲生子女造成重大且难以回复损害之虞”才得以依亲居留在台。为了满足夫家的期待,原籍外国的配偶和大陆配偶平均会在来台半年到一年间就怀孕,[2]进而造成大量单一大陆籍母亲与至少一位依赖子女所组成的家庭出现,这类女性通常被称为“大陆单妈”。作为台湾进入21世纪的一项重要社会议题,大陆单亲妈妈的生活境遇已经得到广泛关注。归纳起来,这一群体所面临的问题与困境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层面:一是就业与经济问题。许继峰和廖坤荣针对台南县外籍与大陆配偶的就业现状与需求进行调研,发现她们大多从事低技术劳动力密集行业,工资偏低以及工时较长。[3]王美文和彭淑华发现大陆单亲妈妈在经济、就业、子女教养与照顾和个人层面上处于弱势。由于单亲家庭的经济来源缩减为一人,加上性别因素造成工作薪资报酬有所差异,女性收入往往低于男性,因此,大陆单亲妈妈易于陷入贫穷化(female of poverty)。[4]二是社会支持系统的转变。大陆单亲妈妈的社会支持较弱。先生死亡者,照顾子女的工作可以由夫家的父母承续,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不容易受到质疑,同时夫家也会提供经济或生活的协助,但是因离异而成为单亲妈妈,往往少与夫家维持往来,也难以得到娘家的协助与支持。三是子女教养问题。由于工作时间与性质因素,缺少管教子女或辅导子女的时间。[5]最后是心理压力与调适。成为单亲家庭后,大陆配偶在社会中需承受角色转变和社会舆论带来的负向标签,形成大陆单亲妈妈生活中的另一种压力。[6]面对大陆单亲妈妈面临的复杂社会适应状况与多重生活困境,台湾传统部门始终未能给出合适的解决方案。从政府部门来看,尽管“内政部”推出了《外籍新娘生活适应辅导实施计划》,但陈定铭认为,这种接受政府协助者的数目与比例很少,并且最需要的新移民,往往没有走出来接受协助。[7]吴季芳也指出政府公共补助的金额相当微薄,援助效果不大,无法帮助单亲女性脱离贫穷。[8]从市场部门来看,传统劳动力市场对大陆单亲妈妈的差别待遇和就业歧视依然存在。大陆单亲妈妈考量家庭生活经济因素,如欲增加工作机会与投入长时间的工作,则需将子女寄托于相关教育机构中,子女照顾支出增加,使经济情况更加恶化,造成单亲女性落入贫穷循环,更难脱离贫穷的情况。[9]从第三部门来看,尽管台北市赛珍珠基金会、天主教善牧社会福利基金会以及基督教女青年会等慈善组织长期耕耘于新移民女性的教育和服务,但由于缺乏服务对象的细分,干预手段也仅限于少量资金和教育援助,服务效果比较有限。综上所述,大陆单亲妈妈群体处于政府管不了,市场不愿管,第三部门又管不好的“三不管”地带。在这一背景下,台湾人安社会福利慈善事业基金会(以下简称“人安”)因其帮扶大陆单亲妈妈产生的积极效果而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该方案以“给鱼给竿,拉人一把”的理念,运用优势视角把工作整合型社会企业引入大陆单亲妈妈的帮扶服务,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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