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伤后应激障碍对青少年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社会支持的调节作用

作者:王文超;周宵;伍新春;曾旻;田雨馨 刊名:心理科学 上传者:周大菊

【摘要】采用问卷法对雅安地震2.5年后的397名中学生进行测试,考察创伤后应激障碍及其各维度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并检验社会支持在其中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侵入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警觉性增高症状和PTSD总分负向预测生活满意度,回避性症状对生活满意度预测作用不显著;社会支持在警觉性增高症状、回避性症状、PTSD总分与生活满意度之间起调节作用,社会支持在侵入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不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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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简称PTSD)是创伤后个体最常见和最典型的心理问题(Arnberg,Johannesson,&Michel,2013)。在DSM-5的诊断标准中,PTSD被分为四种症状群,分别是侵入性症状、回避性症状、负性认知和情绪改变症状和警觉性增高症状(American PsychiatricAsscoiation,2013)。有研究发现,与成年人相比,青少年更容易受创伤经历的影响,PTSD的患病率更高(Norris,Sherrieb,&Galea,2010)。PTSD会对创伤幸存者的身心健康造成负面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PTSD会增加个体的物质滥用行为(Lipschitz,Grilo,Fehon,Mc Glashan,&Southwick,2000)和睡眠问题的发生率(周宵,伍新春,2015),降低生活质量(Zhao,Wu,&Xu,2013)和主观幸福感(Koenen,Stellman,Sommer,&Stellman,2008),进而有可能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产生负面影响(Karatzias et al.,2013)。破碎世界假设理论(Janoff-Bulman,1989)认为,PTSD的出现是因为创伤幸存者原有的关于世界的某些核心信念受到了挑战。所谓核心信念包括个体对世界、他人和自我的认知和假设,如认为自己是安全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和自己是有价值的等三个方面的内容。由于地震等自然灾害具有不可预测性和不可控性,当创伤发生后,个体原有的核心信念被打破,进而产生消极的世界假设,并可能由此引发个体的消极认知反应。PTSD患者的一个典型的消极认知是不能认识到创伤事件是在特殊情况下产生的一次性事件,而是将创伤事件带来的失控感和不安全感泛化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可能会进一步会导致生活质量和生活满意度的降低(Sirgy,1986)。对此,以往的研究也大多支持这一假设,如Karatzias等(2013)对社区PTSD患者的研究发现,具有PTSD症状的个体生活满意度更低。有研究者进一步考察了PTSD的不同症状特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发现不同症状所起到的作用可能有所不同(Berz,Taft,Watkins,&Monson,2008)。至于PTSD的不同症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为什么会存在差异,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在于在两者之间存在着某些调节变量,这些变量水平的高低在PTSD的不同症状对生活满意度的预测作用中起到缓冲或促进的效果。其中,社会支持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调节因素。在资源保存理论看来(Hobfoll,2001),社会支持是个体重要的心理社会资源,它不仅可以给个体提供物质支持,满足个体应对压力时所损耗的资源,而且还可以提升个体的意义感和目标感(Taylor&Turner,2001),提高人们对自我的积极评价(Wethington&Kessler,1986),进而提升生活满意度。在高社会支持条件下,即便个体出现了PTSD,依旧可能维持着高水平的自尊和价值感,这可能使个体在与他人的交往和比较中获得更多的积极体验(Taylor&Armor,1996),从而缓冲PTSD给个体带来的心理压力(Cohen&Wills,1985),提升其生活满意度。此外,高的社会支持也可以提供给个体安全、开放的环境(Schaefer&Moos,1992),这有助于PTSD个体对创伤线索及其相关情绪进行认知暴露,促进个体重新建构对创伤线索的认知(Tedeschi&Calhoun,2004),帮助其积极地看待创伤后的生活,进而也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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