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末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原因、内容及影响

作者:杜京容 刊名:河南图书馆学刊 上传者:徐南

【摘要】在中国近代文化教育活动中,图书翻译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内容,尤其是在清末面临深刻的民族危机之时,中国人为了挽救国家,挽救民族,更加主动地吸收外来优秀文化,其中译书是最为重要的途径之一。"留日热"催生了大批留日学生,他们致力于传播资产阶级思想的文化活动,所译图书数量之大,影响之广,在近代中国是空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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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鸦片战争前期,外国来华传教士便在中国开展传教和导入西方文化教育的译书活动,鸦片战争以后,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他们开始创办近代报刊,发表论文或译文介绍西方文化教育。到了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创办新式学堂,在学堂内部也存在着一些译书活动,但纵观晚清时期的教育翻译活动,翻译的主体仍旧是传教士。直到甲午中日战争之后,新崛起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开始引导人们反思洋务运动,探讨救亡图存的新路子,这一时期中国留日学生成了教育翻译的主体。图书翻译主体的转变带来更多的是译书内容的变化。甲午中日战争前的教育翻译,在外国传教士的引导下,译书内容仅仅局限在欧美文化。直到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便开始重新审视日本。戊戌变法的兴起,大量维新之士认识到必须“通过日本学习西洋的文化”[1]才能扭转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另外,清政府相对积极的留学政策引发的“留日热”产生了一大批留日学生,也投入到翻译日本书刊的队伍中来,一时间,大量日本书刊被译成中文,译书热随之出现,梁启超曾描述其盛况说:“壬寅、癸卯间,译述之业特盛。……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矣。”[2]1清末译书活动产生的原因清末图书翻译活动产生的历史动力是救国思潮的影响。甲午中日战争造成了严重的民族危机,爱国人士认识到,日本早已不是中国人眼中的弱国,血的教训让中国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日本,翻译日本书刊便成了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实际上,从鸦片战争至甲午中日战争的半个世纪里,中国学人对日本文化并未产生足够的重视,译成汉文的日文书籍寥寥无几,而且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日本人自己的汉文译述。据旅美学者谭汝谦在《中国译日本书综合目录》两书的代序中统计,汉译日文书18651895年仅8种,其中总类1种,宗教2种,应用科学2种,社会科学1种,史地2种,语文1种。[3]可见,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人翻译日文图书,仅仅是个开端,数量品种还很少。甲午中日战争的惨痛教训让中国人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日本,译日本书刊便成了了解日本、学习日本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而直接推进留日学生译书活动的是,在戊戌变法前后数年间出现的,一股颇有影响力的翻译日本书刊的社会舆论。虽然引发舆论的这批学人的社会地位、政治见解乃至所在阶层不一样,但他们都认为翻译西书是日本崛起的一个主要因素,中国要想改变落后挨打的命运,应把日本的新书大量翻译过来。盛宣怀就曾指出:“日本维新以后,以翻译西书为汲汲,今其国人于泰西各种学问,皆贯串有得,颇得力于译出西书之文。”[4]梁启超对日本翻译西方图书、传播西方先进文化一事也甚为赞同,并谓:“日本自维新三十年来,广求知识于寰宇,其所译所著有用之书,不下数千种。”[5]康有为在深刻地分析了甲午中日战争日本胜利的原因后,指出:“日本与我国同文也,其变法至今三十年,凡欧美政治、文学、武备、新识之佳书,咸译矣!”[6]以上数人仅是枚举,事实上,持有这种看法的学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带有普遍性,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都倡导向日本学习,翻译日本新书,进而推动社会变革乃至中国的崛起,所以说,这一股强大的社会舆论直接促进了清末图书翻译活动的兴起。另外,由于日本和中国文化相接近、文字相通,这样就为清末大量翻译日文书刊提供了可能性和条件。康有为、梁启超、张之洞等都发表过相关言论,指出翻译日本书省时省力,事半功倍。梁启超认为,“学英文者经五六年始成,其初学成也尚多窒碍……而学日本文者,数日而小成,数月而大成。”[7]张之洞在《劝学篇》中称:“译东洋书,则速而又速者也,是故从洋师不如通洋文,译西书不如译东书。”[8]康有为也说:“译日本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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