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罚轻缓化的经济分析

作者:冯中华 刊名:法制与社会 上传者:马杨

【摘要】综观我国现行刑法,就会发现其不经济性随处可见,具体体现为死刑的罪名过多、自由刑占绝对比例、罚金刑少、刑罚替代措施欠缺等。尤其是刑罚处罚过重所导致的刑罚效益低下是其不经济的主要表现形式,克服重刑主义和泛刑罚化观念,刑罚的轻缓化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实现刑罚效益的最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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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想的角度看,刑罚应不轻不重。刑罚过重,不仅难以实现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而且也会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刑罚过轻,不仅不能安慰被害人家属的心理,也不能有效的对犯罪者本人造成威慑,从根本上说,刑至轻是对社会资源的浪费。正如边沁指出:“一个不足的刑罚比严厉的刑罚更坏。因为一个不足的刑罚是一个应被彻底抛弃的恶,从中不能得到任何好结果。对公众如此,因为这样的刑罚似乎意味着他们喜欢刑罚;对罪犯如此,因为刑罚未使其变得更好。”刑罚作为一种社会成本,如何实现以最小的支出而做到最大限度的遏止犯罪,这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刑罚制度的重要课题,即刑罚的经济性。高铭暄教授就曾指出,市场经济的刑法观念是建立在市场取向基础之上的,它体现并反映市场经济的文化价值观念。刑罚作为一种社会投资,不仅具有生产性,而且具有消费性,所以应当建立刑罚的经济性观念。一、刑罚不经济的现实我国刑罚不经济性根源于重刑主义、泛刑罚化观念以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所提出的“从重从快”的刑事政策。由于历史原因,重刑思想和泛刑罚化观念在人们的心中已不知不觉的根深蒂固,它不仅体现在立法与司法上,还体现在文化和观念上。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在全国开展了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犯罪活动的斗争。国家各种力量纷纷投入,以至导致了刑罚量超饱和状态。犯罪是互相联系的,刑罚适用也是互相牵制的,对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实行从重从快,必然影响到整个刑罚适用趋向重刑化。这在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发展状况中得到了印证。据统计,1979年《刑法》分则规定的可处死刑的罪名有28个,到1993年时,通过单行刑事法律增加的可判处死刑的罪名有32个,已经超过刑法分则中规定的死刑罪名数量。在刑事司法上的反映是,处刑普遍较重,尤其是死刑适用显著增加,而短期自由刑适用较少,缓刑适用则更少。刑法的不经济性可分作两方面:刑法的内部不经济性与外部不经济性。所谓刑法的内部不经济性是指刑法的成本性,而刑法的外部不经济性是由犯罪的相对性、刑罚的代价性所决定的。决定刑法内部不经济性的刑法成本包括两大类:自身成本及相关成本。相关成本是指由刑法自身所引起的有关费用的支出或所导致的不必要的代价。具体而言,刑法的成本包括刑法的自身成本、实现成本、机会成本以及不必要的代价。(1)刑法的自身成本,指刑事法律明确规定的犯罪量与刑罚量。它具有明显的主观性,是国家在追求某特定目标时所主观选择、确定的。只有当主体的认识与客观实际相一致时,刑法的自身成本才有可能是合理的。翻阅我国刑法典就会发现对刑罚的配置具有相当的不经济性,具体表现为,死刑条款过多、重刑结构色彩浓厚、保安处分制度欠缺等。(2)实现成本过大。所谓刑法的实现成本指“由刑法自身成本的运行所引起的并为其服务的必要的费用支出。”刑罚的实现需要借助一定的物质支撑:刑事体制(立法与司法)的运行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与物力,而刑事设施的维持更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体现在由于我国的刑罚结构是以死刑和监禁刑为主导的重刑结构,从而导致了在刑事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环节上刑法自身成本所支出的费用过大。(3)刑法的机会成本。机会成本属于经济学术语,即人们从事某项活动而失去的从事其它活动的机会。刑法的机会成本与其它法律适用的可能性成正比例关系。缩小刑法的机会成本的有效方式体现为非犯罪化与去刑罚化。(4)不必要的代价。这是因刑法自身成本投入不足或过剩,所导致与目标的实现没有内在必要联系的某种损失。代价包括必要代价与不必要代价,必要代价是事物发展所必须的,是对被牺牲价值的补偿。刑法的必要成本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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