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家民本思想的两重性看中国的制度设计

作者:刘笑菊 刊名:齐齐哈尔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宋卫荣

【摘要】民本思想是儒家最核心的概念之一,一直被儒家作为治国安邦、约束君权、德化群臣的指导思想。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儒家民本思想一方面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在历史上产生过积极的进步作用;另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具有其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中国政治民主进程中设置了某种程度的障碍。通过对民本思想两重性的分析,批判地继承其精华,克服其局限性,对当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尤其对十七大关于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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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传统思想史上,民本思想几乎贯穿始终。它产生于《尚书》,孕育于孔子,而成于孟轲荀卿,既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治国之术,又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重要的传统思想。民本思想作为一种主流意识形态,在中国文化发展中一直占据着正统地位。今天,通过对民本思想两重性的分析,批判地继承其精华,克服其局限性,对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设计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一、儒家民本思想概述民本是一个古老的概念,《尚书.夏书.五子之歌》里边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的根本,只有稳固这个“根本”,国家才能安宁。民本思想萌芽于商、周之际,周初统治者从殷商的教训中看到了民众的巨大力量,认识到民众对国家的重要性,形成了“民为邦本”、“敬德保民”等治国思想,开启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先河,并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直接思想来源。春秋战国时期是历史上大动荡、大变革时期,人们对社会的各方面都有了新的认识,出现了“诸子并起,百家争鸣”的现象,在诸子百家中,儒、法、墨、道诸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民贵君轻”、“以民为本”等思想。其中,儒家在民本思想的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孔子提出“仁者爱人”,并把“养民也惠”、“使民也义”、“使民以时”、“博施与民而能济众”等作为仁人君子之道要求统治者遵守。孟子进一步提出了“仁政”学说和“民贵君轻”思想。荀子则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这些观点的提出,表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已经趋向成熟。秦汉以后,民本思想得到了继承和发扬。西汉初期,贾谊指出:“闻之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朱熹强调“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2]明代的张居正、王夫之等,都对民本思想作了进一步阐发和丰富。尤其是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其“天下之治乱,不在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3]的观点,不仅是对民本思想的深层次开发,更是对以往民本思想的超越,使人仿佛嗅到了近代启蒙运动的气息,体现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已经向近代民主主义思想的接近。二、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极作用任何一种思想文化都是同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相联系的,都是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反映,因而都是为了解决一定的社会问题服务的。儒家民本思想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对社会民生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所蕴含的丰富的民本思想,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1.经济上“利民”、“富民”,实行“以农为本”“儒家民本思想中君之最大职务在于得民、养民,”[4]为此提出了一系列“富民”、“利民”、“以农为本”的思想。富民指对民众衣食住行等基本的物质生活需要的满足;利民指采取的政策对人民有利,让人民从中得到实惠;以农为本则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给自足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特征。孔子不仅提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利民主张,而且提出“裕民”说,指出只有当百姓获得了实际的经济利益,才能有社会的稳定发展。他还主张轻徭役、薄税敛,使民“庶之”“富之”。孟子也是富民、利民思想的积极倡导者。他认为“王道之始”就是要先富民,即“制民之产”,国家分给人民一定的土地,使其“有恒产者有恒心”,以“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5]如此,人民便会“养生丧死无憾”。荀子强调“不富无以养民情”[6]“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7],反对统治者聚敛穷民,提倡“轻田野之赋,平关市之征,省商贾之数,罕兴力役,无夺农时”。[8]以实现社会稳定发展,人民安居乐业。继孔孟荀之后,儒家民本思想中的“富民”、“利民”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淮南子.汜论训》中指出了治理国家制定政策的标准在于以“利民为本”。董仲舒认为“民者,民也”,主张“限民名田”。朱熹则强调:“天下国家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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