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基于CGSS2006的工具变量分析

作者:陈云松 刊名:社会 上传者:赵强民

【摘要】本文使用CGSS2006的数据,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日常互联网使用与群体性上访、示威、集会等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考虑到互联网使用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除了广泛控制被访者的人口学特征、经济社会地位、心理和政治参与经历等变量外,本文还以被访者对信息通讯技术产品(ICT)的内在偏好作为工具变量,以解决联立性偏误问题。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以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互联网的使用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抑制性双向因果"意味着拓展利益诉求渠道是消除社会冲突的重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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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网络时代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长期以来,“线上”的日常互联网使用和“线下”的政治过程之间的关系都是一个充满争议的话题。一方面,互联网为人们获取信息和交流信息提供重要渠道,强化个体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知,在本质上有利于对政府的舆论监督和公共空间的形成,进而改善科层制下的国家治理结构和加快民主进程(Bimber,2000;Diani,2000;DellaPortaandMosca,2005;KenskiandStroud,2006;Wang,2007;FisherandBoekkoi,2010;Bennett,BreunigandGivens,2008;Garrett,2006;Marmura,2008;EarlandKimport,2008;尹冬华,2009;Yang,2003a,2003b;Zheng,2007;张雷,2009;潘祥辉,2011)。另一方面,互联网的无处不在和匿名性可以让虚假信息、非理性情绪甚至种族主义和恐怖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主义在网络上飞速散播,从而诱发参与者的过激甚至犯罪行为(Ayres,1999;AndrewsandBiggs,2006;Tai,2006;KerbelandBloom,2005;Touboul,2005;Rogan,2006;VanLaerandVanAelst,2010;娄成武、刘力锐,2010)。如果把政治参与1理解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的活动”(亨廷顿,1989),那么,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在理论上看,既可促进人们的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既定法制框架内参与公共行政,也很有可能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鼓励和引导法制框架之外的上访、请愿、游行和示威等群体性事件。21.《布莱克威尔政治百科全书》对政治参与的定义是“制定与参与、通过或贯彻公共决策的行动”。其他的定义诸如,平民或多或少以影响政府人员的选择及(或)他们采取的行动为直接目的而进行的合法活动(诺曼、伏巴,1996)。2.尽管互联网本身有时也可以被认为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渠道,但本文中的“互联网使用”仅被定义为浏览网页、聊天和娱乐等日常的线上活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则严格定义为违法违规的上访、示威和集会等线下的“群体性事件”。实际上,“群体性事件”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最为典型的情况。根据应星(2009)的界定,“群体性事件”是指由人民内部矛盾引发,十人以上自发参加,主要针对政府或企事业管理者的群体聚集事件,其间发生了比较明显的暴力冲突和比较严重的违法行为,对社会秩序造成较大消极影响。类似的定义可参见王赐江(2010)和张书维、王二平(2011)。3.数据来源: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最新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4.参见:祝华新、胡江春、孙文涛,2007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22114/52789/115416/6852601.html),2008-02-01;祝华新、单学刚、胡江春,2011年中国互联网舆情分析报告,人民网(http://yuqing.people.com.cn/GB/16698341.html),2011-12-23。截至2012年12月,中国网民人数已达5.64亿,是2007年网民人数的3.5倍,上网时间也增加到每人平均近3小时/天。3网络舆论更是从2007年的“若干轮较大规模、较强力度”变为“放眼全世界也找不出第二家”和“骤然增强”。4近年来,以群体性事件为代表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伴随网络媒体的声音越来越多地出现。2006年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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