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取贷款犯罪案件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与思考

作者:朱军 刊名:中国刑警学院学报 上传者:张雪霞

【摘要】《刑法修正案(六)》设立了骗取贷款罪,为我国进一步打击滥用贷款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至此,我国针对滥用贷款形成了目的和手段双重规制的立法模式。但是,这一模式的转变在加大打击骗贷犯罪力度的同时,也给公安经侦部门带来了法律适用方面的问题。为此,需要对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和贷款诈骗罪三个罪名进行深入比较研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厘清骗贷犯罪在司法实践中的法律适用问题,以期实现对骗贷犯罪案件的有效打击与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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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贷款诈骗、高利转贷、骗取贷款等金融犯罪态势日趋严峻,贷款纠纷也日益增多,从某种程度上讲,已成为诱发区域性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阻碍我国经济市场化进程的重要因素。从涉及贷款犯罪的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三个罪名的形成发展中,不难看出其中所体现的立法者的意图。首先,将贷款诈骗罪与一般的诈骗罪区分开来,是为了体现金融犯罪之侵犯双重客体的特殊性。其次,高利转贷罪的设立,是为了弥补立法中对滥用贷款行为缺乏规定的不足。但立法者过于审慎,只规定了“以转贷牟利为目的”一种滥用的情形。再次,由于现实生活中,滥用贷款的情形多种多样,远非设立一个高利转贷罪所能规制,如果不加以全面规范,不仅难以做到罪刑相适应,甚至会为不法分子指明一条违法的途径,所以,为了将更广泛的“滥用”贷款的行为包含在内,骗取贷款罪就应运而生了。1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之比较分析2006年6月29日,《刑法修正案(六)》增设了第175条之一,将“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给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规定为骗取贷款罪。骗取贷款罪的设立是为了加大打击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行为的力度,同时解决司法实践中认定贷款诈骗难的问题,从而规定了犯罪主体为一般主体,并且不要求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也不以违法所得为根据,但需采用“欺骗手段”,从而与第175条配合以共同打击通过贷款损害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行为。此罪的设立,降低了定罪门槛,放宽了适用难度,为保障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提供了更强有力的法律武器。那么,骗取贷款罪、贷款诈骗罪和高利转贷罪三罪之间的关系如何?正确区分三罪之间的关系,无疑有利于公安经侦部门正确认定涉贷案件。我们可以从以上三罪的构成要件入手,对其进行比较分析。(1)主体之比较。根据《刑法》的规定,高利转贷罪和骗取贷款罪的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而贷款诈骗罪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所以,单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骗取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信贷资金,此种情况下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问题,理论上和实践中争议颇多。目前司法实践中主要依据的是2001年1月21日最高法印发的《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简称“《纪要》”)中的有关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单位十分明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签订、履行借款合同诈骗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符合《刑法》第224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构成要件的,应当以合同诈骗罪定罪处罚。”应该说,这是一种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可行做法。这是因为在刑法理论上,贷款诈骗罪和合同诈骗罪属于法条竞合关系,合同诈骗罪是普通法条,贷款诈骗罪是特别法条。对于法条竞合,应先遵循特别法条优于普通法条原则,如果行为2013.3犯罪侦查16人的行为不符合特别法条的规定,但却符合普通法条的规定,则应按照普通法条追究行为人的刑事责任。(2)主观方面之比较。与贷款诈骗罪比较,骗取贷款罪没有规定“非法占有”的目的,相对于贷款诈骗罪,它指向的不是所有权,而是使用权,即在主观方面不是“非法占有”,而是“滥用”。从法律体系解释的角度来讲,骗取贷款罪作为《刑法》175条之一规定于《刑法》175条的高利转贷罪之后,而不是规定于《刑法》193条的贷款诈骗罪之后,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应具有一致性与承接性。高利转贷罪以转贷牟利为目的,此目的属于对贷款非法使用行为一种,而骗取贷款罪作为175条之一,实际上是对175条仅规制高利转贷一种非法使用行为的扩张,所以其主观方面也应解释为具有非法使用的目的,这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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