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诗论的意象化言说方式探究

作者:曹瑞娟 刊名:乐山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廉坤

【摘要】中国古代诗歌理论批评在阐述诗歌创作原理、评骘诗人、品评诗作时大多采用意象化的言说方式,生动形象而富于审美意味。这种言说方式的形成和承衍与古代诗论家高度的文学修养、意象化的思维方式以及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难以言传的艺术特征都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意象化的说诗方式有其精妙深微之处,但也由于其印象性、模糊性而不易把握,产生了一定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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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方法和形式丰富多样,且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古代学者在探讨诗词文等文学样式的写作规律时,常常以人体或自然事物为譬喻,形象鲜明地进行言说。对于这一批评现象,前人或称之为“比喻的品题”,或称之为“象征的批评”,或称之为“意象批评”,实质都是指借助于自然界或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各种意象进行形象化的理论批评,而非形而上的系统论说。意象,原本是指诗歌中蕴含着作者某种思想或情意的物象,表现为一些名词或名词性词组,是通过呈现一系列具体形象来唤起读者的某种情感的重要诗歌元素,有人称之为“媒介”。“中国古典诗歌中常见的意象经历了一个由个别具象走向艺术抽象的过程。到了唐代,不少意象的再现写实功能逐渐让位于比喻象征功能。”[1]500在诗歌作品中有些意象已经逐渐虚拟化、象征化了,而在中国古代诗学批评中,诗论家们亦常常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想象构造出一个个意象或一些具体情境,用它们来形象化地言说作品境界、评骘作家优劣。这些用于文学批评的意象包括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它们并非批评对象本身所固有,而是由理论批评家有意识地取材于自然界或人类社会,经历了一个由“具体(作品)抽象(理论)具体(意象)”的思维过程。一、中国古代诗论意象化言说方式的普遍存在在以诗文为正统的中国古代社会,文人们对于诗歌的爱好几乎是与生俱来的,与此同时,在诗歌创作之外,他们对于诗歌品评也有着特殊的喜好。然而,除了《文心雕龙》《沧浪诗话》等少数几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之外,诗歌评论往往是散见于书信、序跋或论诗诗中,由此可见古人论诗的经常性、随意性。欧阳修的《六一诗话》最初的目的也不过是“资闲谈”,其他笔记体文章中出现的诗论文字大多出于同样的目的。另一方面,由于诗论家本身即是诗人或是文学修养很深的理论批评家,他们写作诗歌的形象思维方式深深影响了他们的理论阐释方式。于是,意象化言说成为批评界的一种普遍现象。以人体、动植物或山川风物为喻来形象地阐明诗歌创作原理、评论作家创作风格成为一种颇具民族特色的理论言说方式。(一)评骘诗人诗作“大抵象征的比喻,多本于六朝之品评书法而踵为之者。汤惠休谓谢灵运诗如出水芙蓉,颜延年诗似镂金错彩,即已用此方法,不过偶以举例,其体未广。”[2]295后来《旧唐书杨炯传》记述张说与徐坚论近代文士,多用比况之词。“此种方法,虽近游戏之作,且多模糊影响之谈,要亦不失为鉴赏的批评之一种。”[2]297在鉴赏前人诗作时,对其诗作的写作风格自然有得有心,但习惯了形象思维的文人们往往舍弃抽象概括而撷取自然意象为载体来传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他们的另一种“文学创作”。如果所用比喻形象、精彩、到位,就会博得他人激赏并广泛流传,这亦不失为一种批评的风雅。对于诗人诗作的品评,评论者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受拈出一种意象进行喻示,有时则是综合运用几种相关的意象,并对其加以组合排列,展现出一种自然情境,让读者体会得之。如苏轼《病中夜读朱博士诗》:“病眼乱灯火,细书数尘沙。君诗如秋露,净我空中花。”将友人朱博士(疑为朱逊之)的诗歌比喻为“秋露”,言下之意是其诗清爽高洁,脱却渣滓尘俗之气,令人神清气爽。李纲的《读孟郊诗》则将韩愈与孟郊并论:“退之乃诗豪,法度严已森。雄健日千里,光鴼长万寻。乃独喜东野,譬犹冠待簪。韩豪如春风,百卉开芳林。郊穷如秋露,候虫寒自吟。韩如锵金石,中作韶濩音。郊如击土鼓,淡薄意亦深。学韩如可乐,学郊愁日侵。因歌遂成谣,聊以为诗箴。”这首论诗诗中言“雄健日千里,光鴼长万寻”,其实是一种暗喻,描述出之,认为韩愈的诗气势浩大,如千里马之壮健,如太阳之光照万里。后面则将韩愈、孟郊诗用不同的比喻对举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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