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群体暴力事件后社区居民抑郁障碍影响因素分析

作者:徐向东;吕淑云;张莉;李月娥;陈亮;买买提热夏提·吐尔逊;马瑞晨;古丽娜尔·阿布都克里木 刊名:中国社会医学杂志 上传者:朱亚波

【摘要】目的探讨突发群体暴力事件后,社区居民抑郁障碍的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方法由专业精神科医生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修订版(DSM-IV-TR)轴I障碍临床定式检查,对某突发群体暴力事件涉及人群中的新疆中湾街沿街年龄≥15岁的全体居民进行检测,使用DSM-IV对抑郁障碍进行诊断;并以艾森克人格问卷和应付方式问卷进行测查,分析抑郁障碍发病规律及影响因素。结果抑郁障碍患病率13.10%。人格问卷比较,抑郁障碍组较无病组神经质得分高(P<0.05),掩饰性得分低(P<0.05);应付方式比较,抑郁障碍组较无病组退避、幻想、自责和合理化得分高(P<0.05)、求助和解决问题得分低(P<0.05)。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显示,年龄、文化、暴露程度、内外向、神经质、自责5个参数在抑郁障碍发生上有显著影响。结论抑郁障碍是灾后的常见疾病,其人格特质是情绪稳定性差,应付方式多消极、少积极。应激与抑郁障碍存在因果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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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认为,抑郁障碍的发病机制是环境与遗传易感交互作用的结果。有证据表明,个体经历的心理应激可导致大脑神经递质、甚至解剖结构发生改变。抑郁障碍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是灾后的常见疾病,马宁等[1]在汶川地震发生后第9个月对两个极重灾区的部分受灾群众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目前抑郁发作、PTSD及自杀倾向的检出率分别为25.7%、27.3%和18.4%。但对灾后抑郁障碍的研究却比PTSD少。2009年7月5日,乌鲁木齐市发生了一起群体暴力事件,本研究于事件发生后第3-4个月,对事件涉及的重灾区黑甲山后街社区中湾街沿街居民进行了抑郁障碍流行病学调查,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初步探讨。1对象与方法1.1研究对象由黑甲山社区居委会提供全部中湾街沿街居民名单,共1377人,其中15岁及以上1082人,3人拒绝调查,共对931人完成了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调查。调查期间连续3次找不到的样本为脱落样本,脱落148人,脱落率13.67%,脱落原因主要是外出工作或学习,少部分迁居别处。1.2调查工具1.2.1一般情况调查表调查内容包括性别、年龄、文化、婚姻、事发时处境和暴露程度。暴露程度分高暴露组和低暴露组。高暴露指暴力事件中受伤、亲身经历和亲眼目睹现场过程者,低暴露指未亲眼目睹暴力过程者(包括关上门未看到事件经过但可以听到暴徒叫喊声和受伤群众呼救声的居民,以及外出不在家但回家后听到家人和邻居对事件的描述、看到打砸烧后的场景者)。1.2.2艾森克人格问卷艾森克人格问卷(EysenckPersonalityQuestionnaire,EPQ)包括内外向(E)、精神质(P)、情绪的稳定性(神经质)(N)和测谎题(L)4个量表,它可较好地反映被试的性格特征[2]。1.2.3应付方式问卷本研究使用的应付方式问卷(CopingStyieQuestionnaire,CQ)由肖计划等[3]编制,共有62个项目,分为解决问题、自责、求助、幻想、退避和合理化6个维度。其中解决问题、求助因子构成成熟型应付方式,自责、幻想和退避构成不成熟型应付方式,合理化为混合型应付方式。1.3研究方法现场调查于2009年9月5日-11月5日完成。采用入户单独面谈的调查方法,采用自编一般资料问卷收集其人口学及突发事件相关信息,以自评量表进行评定,EPQ只评定16岁以上者(成人版)。之后,由精神科医师用《DSM-IV轴I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CID-I/P)进行诊断。1.4统计学分析采用SPSS17.0进行统计。计数资料进行频数分析,组间比较采用2检验。计量资料用珚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t检验。以有无诊断重性抑郁障碍作为因变量,以一般资料、人格问卷、应付方式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逐步回归分析,以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结果2.1基本情况对中湾街沿街居民逐户调查,共完成15岁以上居民931人的SCID-I/P检测,结果显示,无精神障碍诊断的705人,有精神障碍诊断的226人,其中抑郁障碍122人,抑郁障碍患病率13.10%。删除其他精神障碍诊断,将资料分成无病组(n=705)和抑郁障碍组(n=122),两组人口学资料比较显示,在年龄、婚姻、事发处境、暴露程度方面,两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1),在性别、文化程度方面,两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见表1。2.2两组艾森克人格问卷和应付方式问卷结果比较两组艾森克人格问卷结果经t检验,在神经质、掩饰性2个维度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抑郁组神经质得分较高(P<0.01);无病组掩饰性得分较高(P<0.05)。应付方式问卷结果经t检验,退避、幻想、自责、合理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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