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差别

作者:何良安 刊名: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上传者:胡竞楠

【摘要】从荷马时代开始,注重德性成为了古希腊社会的道德传统,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这一悠久传统的代表。而亚里士多德作为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阐释者,为当代德性伦理学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论的特征,在于他力图在理性与经验、理性与欲望、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个体与整体之间寻求和保持平衡。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因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的复兴运动中得到了更多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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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缘起从荷马时代开始,注重德性成为了古希腊社会的道德传统,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这一悠久传统的代表。亚里士多德作为雅典的非正统“公民”,一方面经历了城邦的衰落和马其顿王国的兴起,另一方面,他又留恋那自给自足的小国寡民的城邦共同体。时代要求他对城邦制作一个总结,用思想的形式保留城邦的精神。柏拉图也在做这个工作,在一定意义上,亚里士多德所从事的就是柏拉图未竟的事业。只是柏拉图试图用理想改造现实,亚里士多德则更注意从人的经验生活本身去论证人的德性和城邦的公正。而生活经验无非证明:作为生活在城邦中的政治动物,人是一个多种质料的统一体;作为三个部分的理性、感性/欲望、营养/生长对于人的灵魂这一生命形式来说是缺一不可的。人的独有本性和功能是理性,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理性功能的发挥就表现在理性如何处理对待非理性的关系之中,德性就是理性与感性的平衡。正如他把伦理德性界定为中道原理一样,他的伦理学也显示出一种“中道”的特征。与柏拉图相比,这种“中道”平衡的原理使其德性论更能如实地理解人的德性实践。当然,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不可能挽回古希腊城邦的命运。在希腊化时期,随着亚力山大的远征和马其顿王朝的兴起,希腊的城邦共同体无可奈何地纷纷瓦解,于是忠于城邦的德性也不得不返回到自我意识中,在个人内心深处找寻灵魂的慰藉和幸福的依靠。但是,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并未就此消失,在中世纪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体系中就得到过重新阐释。而在当代德性伦理学看来,因为对人及其幸福的误解,现代规则伦理学离开德性论规则,使得伦理理论与道德生活出现了某种脱节,这是“现代性危机”日趋严峻的重要体现,于是,追寻德性成为了解决现代性道德问题的出路。在德性伦理学的当代复兴运动中,亚里士多德无疑是关注的焦点。执当代德性伦理学之牛耳的麦金太尔就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启示的,当代德性论的其他论者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也至少要论及亚里士多德。因为亚里士多德作为对伦理德性系统经典的诠释者,至少在三个方面为当代的德性伦理方案提供了可直接借用的资源:幸福目的论的解释框架为德性伦理学提供了理论基点;对幸福的诠释在一定程度上为德性伦理学搭起了生活目的的范式;在德性与规则之间追寻幸福为伦理学把握人类生活、建构德性伦理方案指明了现实途径。1显然,相对于他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在当代社会得到了道德主体更多的认同,尽管他的论述略显繁琐而平淡,文笔也不如柏拉图优美动人。也因此,比较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包括他们的老师苏格拉底)德性论的差异,总结亚里士多德德性伦理学的特征,并从中发掘他对当代德性伦理学影响深远的原因,在学理上就是一件有乐趣又有意义的事情。二、亚里士多德德性论与苏格拉底、柏拉图的差别1.理性与经验相结合的探究方法理性精神是希腊的传统。从巴门尼德开始,经由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基本上奠定了西方哲学的理性主义传统。作为柏拉图的学生,又在柏拉图的学园生活了近二十年,苏格拉底、柏拉图对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苏格拉底讲知识即美德,恶行不外是由于无知与思考错误;行为不当带来的“无意”或非志愿或被动,人并没有明知故犯的道德弱点。柏拉图把人的灵魂分为理性与非理性两倍分,认为德性就是理性完全驾驭非理性;在《理想国》中他构建了一个理性化身哲学王统治的城邦,把理性主义发展到了极致。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拒斥这一传统,因此他也认为:“求知是人的本性”,“人是理性的动物”。但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医生世家,从小便接受实践技术的训练,因而他对经验也十分重视。他不同意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将理性和感性绝对对立起来,他认为认识都开始于感觉,他首创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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