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缺陷的法理探究——以新《刑事诉讼法》为视角

作者:吴春雷;闫鹏飞 刊名: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杨懋勋[1]

【摘要】刑事指令再审是刑事再审中经常被运用的程序,它对于纠正冤假错案发挥着积极作用。2012年我国新《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对指令再审程序予以了相应的修改与调整。尽管如此,从法理的角度考察,新《刑事诉讼法》并没有从根本解决理论上的实体公正和程序公正平衡、法的既判力维护、禁止双重危险原则侵害和司法中立原则的保护等困境和实践上的再审标准模糊、启动主体宽泛、审级制度复杂混乱和时效与次数不加限制等问题,因此,应进一步加强对刑事指令程序的研究,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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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指令再审,是指上级法院指令下级法院对确有错误的已生效刑事判决、裁定进行再审的审判监督程序。我国的指令再审制度自创建以来,在拨乱反正、纠正冤假错案中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公民法律意识的增强以及在法治建设上取得的长足进步,其在立法上的缺陷也逐渐地暴露出来;在司法实践中,其遇到的难题也越来越多。为了克服这些局限性,全国人大在广泛征求学界专家和实务部门的意见,并通过设立专项基金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于2012年在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中对我国的刑事指令再审的制度规定进行了修改。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指令再审的立法变化与1997年《刑事诉讼法》比较,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关于指令再审制度的修改主要有:第一,在新增加的第244条中,明确了以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下级法院审理为原则,以原审人民法院审理为例外的管辖;第二,在原第206条第1款的基础上增加了“由原审人民法院审理的”的表述,但同时又在第2款进行了限制:“人民法院开庭审理的再审案件,同级人民检察院应当派员出席法庭”;第三,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适用解释》中增加了第386条,有限的接受了“禁止双重危险”的规则;第四,最高人民法院在其《适用解释》中增加了第376条,对刑事诉讼法第242条第1项规定的“新的证据”进行了说明。这些修改不乏特色,如在第一点的变化中,刑事案件中的上级检察院在启动审判监督程序时,确实存在着对原审法院“不信任”的问题,它们更期待通过另外一个法院,在没有预断的情况下做出客观公正的判决,包括当事人也是这种心态,确定指令原审法院以外的法院进行审理为管辖原则,就是对这种心理诉求的正面回应,体现了对程序正义的追求。再如第三点变化,“再审一般不得加重原审被告人的刑罚”的规定,其进步意义显而易见。尽管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司法解释中还有“除人民检察院抗诉的以外”的限制条件,不可否认,最高人民法院还是在保障人权与注重刑事理念更新的道路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还有第四点的变化,对“新的证据”进行的说明,进一步细化了刑诉法的规定,使得原本原则性很强的刑诉法更加明确、更具操作性。总体而言,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指令再审的立法规定在刑事司法制度的合理性、程序的正当性等方面有所发展,但是这种发展本身,特别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回应力度,依然存在着某些局限性,在前进的同时又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稍显拘谨。要解决指令再审制度所面临的局限性,就需要从价值理念上进行突破,在相互冲突的法律价值间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理性取舍;也需要对法律条文进行系统审视,并建立健全完备的程序设置为其提供强力的制度支撑。尽管立法者与法学者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倾注了不少的心血,也取得了一系列成果,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指令再审程序的立法规定,从法理的角度分析,仍然存在一些程序缺陷。二、指令再审面临的理论困境实际上,刑事指令再审制度涉及多个相互冲突的价值和理论,不仅涉及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公平与效率等法律价值,还包括法的既判力理论、禁止双重危险原则理论等。这些价值和理论,有些是因为指令再审制度从属于再审程序而必然面临的价值冲突,如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的价值冲突;有些是因为指令再审制度的特殊性或个性而无法回避的理论争议,如在法院审判级别上所陷入的制度性混乱。指令再审所面临的理论困境显然是多重的和复杂的,这也警示我们:要想理性的对我国的指令再审制度进行评价和改革,必须对这些价值目标和理论争议进行权衡、“既要考虑到他们的共存关系对于维系我国整个再审制度的必要性,也要考虑到刑事诉讼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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