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翻译史话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775.00KB 文档分类:语言、文字 上传者:陈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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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范宏贵 

【出版日期】2005-04-30

【刊名】东南亚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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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越南毗邻而居 ,有陆界和海疆相连。有史以来两国官方和民间都有很密切的交往 ,由于语言不通 ,与其他民族和国家一样 ,要通过翻译交流思想 ,这一段历史很有回顾的必要 ,借此巩固、发展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他领域的广泛交流。翻译的准确与错误会直接影响到双方交流的顺利进行与否。翻译一般是甲种语言转换成乙种语言 ,反之 ,乙种语言又转换为甲种语言。但是 ,在公元1世纪前后 ,因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 ,我国中原一带的人与越南先民的接触有限 ,所以“凡交趾所统 ,虽属郡县 ,而言语各异 ,重译乃通。人如禽兽 ,长幼无别。项髻徒跣 ,以布贯头而著之。后颇徙中国罪人 ,使杂居其间 ,乃稍知言语 ,渐见礼化”①。这段历史记载显然有民族歧视的含意 ,但反映了当时双方语言不能直接互译的状况。所谓“重译乃通” ,是当时双方的交往还处于初始阶段 ,还不能直接翻译。那时越南人的先民 ,要与中国的中原人往来 ,要经过百越人的群体 ,如南越、西瓯 ,他们要向北经过楚人居住的两湖地区 ,才能与中原人接触。那时懂越南先民语言的只能是与越南先民毗邻而居的南越人和西瓯人。南越人、西瓯人居于中原人与越南先民之间 ,他们当中会有兼通两三种语言的人 ,于是辗转翻译才能互相沟通 ,了解对方交谈的意思。这种“重译乃通”的现象 ,在今天笔者也还经历过 ,有些国际学术研讨会有中国、越南以及其他国家的学者参加 ,在无译员的情况下 ,笔者也充当过译员 ,把越南学者的越南语译成中文 ,再请另一位译员翻译成第三种 ,甚至第四种语言。1世纪初 ,公元25~57年 ,东汉光武帝刘秀执政。“光武中兴 ,锡光为交趾 ,任延守九真 ,于是教其耕稼 ,制为冠履 ,初设媒娉 ,始知姻娶 ,建立学校 ,导之礼义。” ②汉文从此传入交趾 ,并成为交趾人及其后裔官方和民间的书面语言 ,使后来的中越两国的翻译具有特点 ,这就是后面将要谈到的笔谈。此外 ,还对越南语产生重大影响。2世纪 ,魏、蜀、吴三国逐鹿中原 ,天下大乱 ,当时的交州比较安定 ,不少中原的汉人避居其地 ,其中有官员、学者、文人 ,他们兴学校 ,办教育 ,收徒授业。虽然交州书面用的是汉字、汉文 ,但口语不同 ,仍要翻译。“时有刺史名士燮乃初开学 ,教取中夏经传 ,翻译音义 ,教本国人 ,始知习学之业。然中夏则说喉声 ,本国话舌声 ,字与中华同,而音不同。”③士燮算是中译越的一位重要的知识分子 ,他已经知道汉语与越语在发音上的差别。我国封建朝廷随着与周边民族和国家交往的频繁 ,到了明清时期 ,在翰林院设立四夷馆 ,四夷指的是周边的民族和国家。该馆有蒙古、女直、西番、西天、回回、百夷、高昌、缅甸8个语种 ,称八馆。后来又增设了八百、暹罗两个语种 ,即两个馆 ,共10个语种 ,10个馆。八百是元朝时就有的八百媳妇 ,也称八百大甸 ,即今泰国的清迈一带。清朝因之。翰林院通过考试 ,选拔官民子弟入馆学习上述民族和国家的语言文字 ,聘请本国人为教师 ,讲授课程。考试及格者可充任通事。四夷馆既是培养翻译人才的学校 ,也是朝廷的翻译机构 ,用今天的话说 ,就是翻译局。那时越南、朝鲜、琉球入贡时的表章都是用汉文书写的 ,因此四夷馆内没有这3个语种。通事就是译员 ,这个词一直到20世纪40年代初还在口语和书面语中使用 ,此后才由译员或翻译这两个词取代。越南语过去也用tongsu(通事)一词 ,到了1945年越南八月革命后 ,才为Phiendich(翻译)一词取代。越南陈朝光泰八年(1395年)“夏四月……季犁因编无逸篇 ,译为国语 ,以教官家” ④。这里指的是把我国的《尚书·无逸篇》翻译成喃字。朱舜水(1600~1682)名之瑜 ,字鲁与。浙江余姚人。其父朱正 ,曾任总督漕运军门。朱舜水勤学 ,精研王阳明学说 ,深识典章 ,通达政事 ,又长工艺。明朝灭亡 ,不愿成为清朝臣民 ,潜至舟山 ,转赴日本 ,辗转抵越南 ,先后居住在会安12年之久(1646~1658年) ,策划复明 ,目的幻灭。“四月初六日 ,不知是何官职 ,来问古文中义理。因居停黎先生传说(话)不便 ,索纸笔写‘植桔柚于玄朔 ,蒂华藕于修陵’二句问义。答云 :‘桔植于南方 ,其性畏寒 ,过淮则化而为枳。华藕者 ,芙渠也 ,即今之荷花 ,若栽于高冈之上 ,岂能荣茂 ?……’来官写云 :‘好 !好 !’……” ⑤文中所讲的“不便传说(话)” ,就是不便用翻译 ,而是用笔谈。这种笔谈在中越两国知识分子的交往中屡见不鲜。笔者与日本的学者也有过笔谈的经历。这就是汉字的优点和魅力。在我国 ,语言不同的民族 ,汉族中方言土语不同的群体 ,只要通汉字、汉文 ,都可以沟通。1657年(清顺治十四年)越王阮福濒求贤 ,中、日、越有才学者都当应征。朱舜水被带到富春(今顺化) ,越王令作诗 ,他笔答 :“……概以虏寇未灭 ,回乡无望 ,体日羸瘠 ,心如焚烧 ,纵令作诗亦无佳句。”越王体谅他们的心理 ,没有为难他们 ,朱舜水和与他同时被召的10多人全都退回。但朱舜水却讲解经学和王阳明学说。他除笔谈之外 ,还得借助口译。黎贵敦(1726~1784年)在越南历史上是一位著名学者 ,曾任翰林院侍书、侍讲。他深受朱舜水的影响 ,在越南倡行阳明学说 ,著有用汉文书写的《芸台类语》、《群书考辨》、《见闻小录》、《皇越诗文选》等多种著作。1760~1762年 ,他奉命出使清朝 ,充任副使。黎贵敦在北京时 ,与朝鲜、日本的使节相遇 ,三方的语言不通 ,可是都会汉字、汉文 ,于是三国的使臣用汉文笔谈 ,大家甚欢。当然黎贵敦也可以用汉文与中国人笔谈。徐石濂法号大汕(生卒年不详) ,江苏吴县人。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春 ,当时越南还处于南北朝的混战时期 ,他应越南顺化阮福周政权之邀 ,在顺化、会安居住一年半 ,写下《海外纪事》一书 ,共6卷。越南史籍《大南实录》写有他的传记。1695年石濂和尚率众僧50多人 ,从广州黄埔港登船赴越 ,同船的有赴越做生意的客商四五百人 ,货物塞满船舱。大汕和尚抵达越南顺化时 ,译员给他介绍当地官员 ,“转两三山坡 ,闻竹林里鸣钟擂鼓。国师迎至殿中 ,坐半晌 ,礼足者络绎。通事曰 :‘某官某。’多不辨识 ,颔之而已”⑥。这只是礼节性的见面 ,在翻译上没有出现什么问题。数日后 ,阮王接见大汕和尚。“王稍解曰 :‘今日始得闻所未闻 ,独惜语音彼此不甚相通 ,入理深谈 ,多有未明我意者 ,惟此一著为可恨。’窃观外国之王 ,富于春秋……” ⑦可见语言的表达不能让对方完全理解 ,不是遗憾 ,而是可恨 ,使人痛心。不久,越方王侯与大汕和尚交谈 ,不料他碰到一位蹩脚译员,“问答每为通事错谬 ,是以不复多言”⑧。可见翻译的优劣 ,对交谈双方的情绪有重大影响 ,翻译水平太差 ,不能表达谈话人的意思 ,会使要谈的话 ,不谈了。这对双方的外事活动 ,会造成损失 ,甚至重大损失。从这个事例可知翻译何等重要。大汕和尚写的一首长古诗《怀张方伯》中有如下几句 :独恨华彝音 ,聆之各不识。言貌妙有神 ,翻译胡可得。华人移民到越南的多为男性 ,一般娶越女为妻 ,大汕和尚所见 ,“盖会安各国客货马头 ,沿河直街长三四里 ,名大唐街。夹道行肆 ,比栉而居 ,悉闽人 ,仍先朝服饰 ,饬妇人贸易。凡客此者 ,必娶一妇 ,以便交易”⑨。这些华人还穿着先朝即明朝服饰 ,应是明乡人。文中所说 ,父亲是华人 ,母亲是越南人的这种现象很普遍 ,其子女越南人化就很容易。第一代会有华人意识 ,第二代就很难说 ,到第三代 ,一般就成了越南人。丈夫是越南人 ,妻子是华人的现象较少。由于在家中操汉语和越语双语 ,这类人很容易成为译员。所以华侨、华人是天然的中越语译员的人才库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但也有一些华侨、华人从生到死 ,都在华侨、华人集聚区生活 ,很少与越南人交往 ,只会华语 ,并不会越南话。与大汕和尚同船赴越南的四五百商人 ,在越南语言不通 ,贸易时也得借助翻译沟通 ,译员多是早先到那里的通晓中越两国语言的华人充当。17世纪邓陈琨用汉文写的《征妇吟》是越南的古典名著之一。后来女诗人段氏点翻译成喃字 ;再后又译为越南文。1802年 ,越南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建立 ,嘉隆称帝。次年 ,嘉隆钦旨明乡人后裔、户部尚书郑怀德(1765~1825年)为正使 ,明乡人后裔、兵部参知、静远侯吴仁静等人为副使 ,到清朝京城燕京(今北京)请求册封。可见嘉隆帝对他俩的器重。5月起程 ,经广西 ,到北京。1804年正月 ,在河内向嘉隆帝复命。同年 ,清廷派广西布政使齐布森为册封大使到河内 ,阮朝举行受册封大礼 ,嘉隆帝任命郑怀德和吴仁静为翻译官。“上谕 ,余与静远侯既熟北语官话 ,委余侍驾 ;静远侯陪册封大使广西布政齐布森 ,同为通译。”⑩郑怀德、吴仁静的汉文素质很高 ,经常用汉文吟诗作赋 ,他两人与黎光定唱和 ,出版了嘉定三家诗集。郑怀德著有《嘉定通志》、《艮斋诗集》行世 ,因他号艮斋 ,故名。吴仁静字汝山 ,故也有《汝山诗集》付梓。用汉文编修的越南史籍《大南实录》都写有他两人的传记。嘉隆帝选择这两人担任自己的翻译是最佳人选 ,无疑是最高水平的翻译。引文中所说的“北语官话” ,因中国处于越南北面 ,故称中国为北人 ,北话就是中国话 ,中药为北药 ,中国货为北货 ,从中国到越南的船称北船。户部是封建社会掌管全国户口和财赋的中央机构 ,尚书相当部长。兵部是掌管一国军事的中央机构 ,相当今之国防部。参知是中央专门机关的副职长官 ,相当副部长。1885年 ,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全面推行拉丁化越南文拼音文字 ,越南称为“国语字” ,同时也使用汉文和法文。但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 ,汉字、汉文仍然是他们的书面语言。这时我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掀起的维新运动也强烈影响到越南的士大夫知识分子 ,他们的床头或书架上都会有康梁的著作 ,如梁启超的《中国魂》、《饮冰室集》等。在书面语上 ,这时越南的知识分子都会汉文 ,还不存在中译越的问题。越南抗法斗士潘佩珠(1867~1940年)发起了越南近代史上著名的东游运动 ,即遴选越南青年赴日本留学 ,培养人才 ,组织抗法武装。他自述“余想现时列强情势 ,非同文同种之邦 ,谁肯助我者。中朝已让我越与法 ,况今国势衰弱 ,自救无暇。惟日本为黄种新进之国 ,战俄而胜 ,野心方张。往以利害动之 ,彼必乐为助我” 。于是他于1905年正月由越南海防偷渡到我国广东省东兴县(今属广西) ,经北海到香港。他找到孙中山领导的中国革命党在香港主办的《中国日报》主任冯自由谈了他的志向 ,两人就是用汉文笔谈的。他抵日本后 ,先见到也在日本的梁启超 ,第一次交谈是由越南人曾拔虎充当口译。后来多次接触交谈 ,曾拔虎不在时 ,潘、梁二人就用汉文笔谈。同年 ,潘佩珠在横滨致和堂拜见了孙中山 ,两人也是用笔谈。1925年孙中山去世 ,潘佩珠写了一幅挽联还提起此事 :志在三民 ,道在三民 ,忆横滨致和堂两度握谈 ,卓有真神贻后死。忧以天下 ,乐以天下 ,被帝国主义者多年压迫 ,痛分余泪泣先生。曾拔虎曾参加越南的勤王运动 ,与抗法黑旗军首领刘永福有密切关系。刘永福撤军回国 ,驻守台湾时 ,曾拔虎曾往依附刘永福。他的中越语都很好 ,口译极佳 ,但不是专业翻译 ,而是抗法志士。潘佩珠四五岁时还不识字 ,已能背诵《诗经》。6岁入塾馆学习汉文 ,仅3日就能背读《三字经》。7岁时已能解读《论语》 ,都是用汉越语读诵。所以他的汉文功底深厚 ,但汉语口语不行。他用汉文写的著作有 :《法越提携政见书》、《狱中书》、《越南国史考》、《越南亡国史》、《范鸿泰传》、自传《自判》等。此外 ,他在日本期间 ,结识了在日本留学的中国云南省籍的革命党人。这些云南革命党人创办了一个以反清反列强侵略为宗旨的杂志《云南》 ,潘佩珠是该刊的特约撰稿人之一 ,在该刊上发表了很多自己用汉文写的抗法的文章。很有趣的是 ,潘佩珠在日本期间 ,写了一些揭露法国殖民者的罪恶 ,鼓励越南青年到日本留学的文章和书 ,如《海外血泪书》、《续海外血泪书》、《新越南》等翻译成喃字 ,寄回国散发。法日勾结破坏了东游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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