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文化启蒙与康德的审美教育理论

作者:郭玉生 刊名:东方论坛 上传者:王友

【摘要】思索人类生存、发展的命运,找寻人类自由解放的途径是康德一生的追求。正是在这终生不渝的追求中,康德发现了教育对于每个人的哲学意义,确立了教育的终极使命。教育正是在发掘人类理性而抑制动物的野蛮性,使人从习性上符合人的本质也即"理性"的道路上与审美相遇,美学成为培养具有高尚道德的人的中介环节。康德审美教育理论由此表现为一种对启蒙理性、对文化的非人性化的批判精神,用审美和艺术照亮社会实践和每个人的心灵,让每个人学会理解社会和自我,更加自由、全面地发展自身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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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为康德哲学的诞生提供了思想资源,同时也成为他哲学反思和批判的对象。尽管康德与启蒙运动之间存在着极为复杂的关联,但他的基本思想立场却有很强的倾向启蒙的一面。批判哲学内部的冲突,从根本上说,也是启蒙思想本身的某种更为内在冲突的反映。批判哲学要解决的一个根本问题是:如何能够在一个服从自然必然性的世界之中寻找到人类的自由和理性的尊严?文化问题与教育问题紧密关联,文化往往主导了教育,因此怎么用文化来教育自己的新一代去担当一个世界性民族应当担当的责任,是摆在启蒙运动之后的德意志民族面前的一个严肃问题。而人类社会自启蒙运动以来,就一直面临文明和人性之间的冲突,面临对生存发展的理性诉求和对生命质态的感性体验之间的冲突。由此通过审美教育来弥补现代性进程中产生的人性分裂,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获得解放和自由,是康德审美教育理论中人作为有限的个体生命面临身心困境寻求拯救的重要思想。启蒙运动的宗旨可以被概括为:通过对于理性的正确运用,使得人类的生存状况朝着改善的方向不断前进。理性的正确运用却并非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教育实现的。教育才是开启民智和提升统治者智识水平的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手段。在“答复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运动?”一文中,康德曾对启蒙运动做过精辟的总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1](P22)人类之所以能够摆脱不成熟而达到自律,是由人趋向完善的天性所决定的,或者说是由人本身的存在规定性所决定的。在康德看来,教育不但是要发展出人的全部自然禀赋,更应该体现出启蒙的“自律性”原则。当然,教育最终指向的自律性原则是建立在他的整个批判哲学体系的基础之上的。康德批判哲学表明:人具有两重性:一方面作为自然的存在,必须服从自然法则,尽管人的知性能够“为自然立法”,他自己仍不得不服从他为自然确立的法则,因而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能够超越自然的限制,无条件地遵从人的理性为自身所立的法则而行动,因而是自由的。因此,在康德看来,教育首先应分为“自然性的教育”和“实践的教育”。所谓“自然性的教育”就是指按照人生长发育的自然规律所进行的身心两方面的教育,相当于广义的体育和智育,由此“自然性的教育”视人为自然存在物,教人身体的保育和训练,使人体按照自然的规律生长发育;即便是心智的教化,作为培养人的理论理性的教育,也是为了教人认识并服从自然的法则;所谓“实践的教育”则是指根据人类社会的道德规范所开展的道德教育。由此,“实践的教育”把人作为理性存在物,是培养人的实践理性的教育,旨在教人遵循理性自身的法则即道德的规范来生活,从而使人进人自由的王国。人类必须接受教育,主要是道德教育,一方面约束自己的非人性成分,防止人性蜕化为动物性;另一方面发展人“向善”的潜在倾向和能力,从而形成善良意志。人性的崇高和人类的伟大都是通过教育成就的,教育是养成人的一种主要的活动,因为唯有教育才能发展人的自然察赋,使人的潜在能力得到充分的展现。然而,近代以后,随着“是”的领域与“应该”的领域之间分离,出现了所谓的欲望解放和激情解放。这一解放,同时就标志着它们与理性的分离;而理性却又单纯以前两者为目的,成为工具理性。功利主义正是在这种工具理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启蒙的理想同样也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至此,被启蒙理想所高扬的理性精神,在显示其计算性、功利性和强效性的同时,也必然显示其“他律性”。也就是说,启蒙理性恰恰是以理性之外的东西作为目的的,理性只是实现理性之外的启蒙目标的某种技艺。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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