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思想与秦代文书档案管理

作者:叶锦萍 刊名:兰台世界 上传者:成颖利

【摘要】君主专制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在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政体中,君权的地位至高无上、不容置疑,这一点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即已确立。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事皆决于上"也从侧面佐证了秦朝的君权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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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春职业技术学院叶锦萍君主专制是法家思想的基本立足点,在秦始皇建立的中央集权制政体中,君权的地位至高无上、不容置疑,这一点早在商鞅变法时期即已确立。太史公在《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所说的“事皆决于上”也从侧面佐证了秦朝的君权至上。法家思想秦代文书运用档案管理法家思想是秦代统治思想的核心力量,它深刻地体现在当时国家治理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君主专制思想指导下,秦国的君主权力步步扩张,相权不断缩小,及至秦始皇统一六国,更是彻底剥夺了所有相权。这也就意味着在政务处理问题上,朝臣百官必须要完全遵从皇帝的意愿。文书档案是秦代政务处理的主要载体,其运用管理过程中“君权至上”的烙印深刻。受统治思想影响,秦代文书档案工作,特别是文书运用事宜,较先秦时间出现了较大转变。首先,最大的转变是君臣专用文书的确立。先秦时期的文书有“下行”与“上行”之分,所谓下行文书,指的是上级传达至下级的公文命令,反过来上行文书可同理理解。秦以前的东周时期,下行文书分为两种,一种称做“命”,另一种称做“令”。但秦灭六国后并没有继续沿用这两种文书形式,其原因主要在于,从使用主体上看,东周的“命”与“令”不但天子可用,诸侯及某些军事统帅同样可用,难以体现最高统治者的独尊地位。故秦始皇改“命”为“制”、“令”为“诏”,并将“制”与“诏”规定为皇帝的专用文书,分别供其在颁布重要法令和一般命令时使用。对应出现还有“奏”和“议”,它们是朝臣向皇帝进言时使用的专门上行文书。文书性质的进一步分化和专用文书的出现,标志着秦代皇权意识的深度膨胀。其次是文书体式和用语制度的确定。朝臣上行皇帝的“奏”与“议”在书写上必须要严格遵循抬头制度,也就是凡涉及“始皇帝”及类似性质的内容时,相关文字必须抬写;文书所用印章,除皇帝专印为“玺”外,文武百官之印只能视官阶高低被称做“印”或“章”。同时,文书写作还需要遵守避讳制度,为表尊崇,内容中不得出现皇帝的名字与同音字。睡虎地秦简中有一篇题为《语书》的地方文告,其中有“矫端民心”一句,原意应为“矫正民心”,因“正”与秦始皇之名“政”同音,为了避讳才特将“正”字改用成“端”字。由于与封建统治思想的高度契合,秦始皇以后的两千年里,避讳制度一直在历代封建王朝的文书写作中沿用。此外,除去以上制度,秦朝君主的尊号“皇帝”以及皇帝的自称“朕”,也是在这一时期被正式要求在文…书书写中体现出来。文书运用的种种变化清楚地体现了秦代皇权的统治力量。二、法家思想在秦代文书档案运用管理中的渗透法制思想是法家思想的核心内容,这种理念落实到行政领域就是“以法治档”。文书档案对秦代行政系统运作至关重要。在秦始皇为稳固中央集权制而建立的庞大官僚体制中,决策的制定、命令的传递,甚至整个体制自身的正常运行,都需要依赖文书档案来实现。秦代法律体系完善,不仅民事法诉讼法和刑法得力,经济法与行政法也相对健全。其中行政法就对档案管理工作中涉及的诸多事宜做出了细致规定,并且在内容上囊括了行政方法、档案安全效率以及档案管理处罚责任等各个方面。1.行政书面化规定。行政书面化是法制思想在秦代行政中的基本体现。秦代行政法规定:“有事请殹,必以书,毋口请,毋羁请”。意思是行政工作中的事务请示必须通过书面形式,不可以口头请示,更不允许他人代为请示。书面化的法律要求不但强化了秦代行政的规范性,也使其可靠性得到保证。秦代行政书面化的特点不仅局限在事务的请示中,睡虎地秦简《田律》中清楚地说明,在地方农业生产中,作物的生长情况、种植规模、灾害状况,甚至培养过程中的气候因素(如雨量)等,全都要通过书面报告形式呈递上方。再如史料《封诊式》是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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