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语料库的中国大学英语学习者模糊限制语习得研究

作者:吴光亭 刊名:当代外语研究 上传者:桑翔

【摘要】我国大学英语学习者(CCEFLL)在议论语篇和言语行为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类符总量明显少于本族语者(NS),总体频率显著低于后者。在议论语篇中,CCEFLL使用认知副词的频率稍高于NS,而后者使用认知情态助动词、动词、形容词和名词的频率明显高于前者;在言语行为中,CCEFLL使用程度变动语的频率和比例均明显高于NS,但后者使用范围变动语、直接缓和语和间接缓和语的频率和比例均明显高于前者。CC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的发展特征较为复杂。首先,随着英语水平的提高,CCEFLL使用模糊限制语的类符总量在增加,但总体频率在减少;其次,CCEFLL使用各类模糊限制语的能力与其英语水平之间的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影响CCEFLL习得和得体使用模糊限制语的主要因素有五个,即模糊限制语的复杂属性、中英学术文化差异、汉语负迁移、语言能力和学术写作指导严重缺位。我们认为要解决CC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中存在的主要问题,需重点做好三方面工作:提高意识、正确指导和提高语言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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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20世纪70年代末,模糊限制语习得开始进入二语习得研究领域。近年来,英语作为外语的学习者(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已经迅速发展成为研究者们关注的一个热点。早期关注的是在口语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后期主要探讨在书面语篇中使用此类词语时存在的问题。已有研究发现EFLL与本族语者(NS)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质和量两方面均存在差异,但所得结论并不一致,这说明对此进一步研究十分必要。同时,已知研究均属共时性研究,无法揭示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的发展特征,不能为指导其提高模糊语用能力提供具有针对性的有效方案。因此,我们决定采用基于语料库的中介语对比法和界面研究法综合考察我国大学英语学习者(CC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发展特征,并探讨相应的解决方案。2.文献回顾国外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研究起步较早,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Kasper(1979:274)发现德国EFLL的中介语口语中存在情态消减现象,认为是“对作为语用范畴的情态缺乏认知的结果”。Krkinen(1990)观察到芬兰EFLL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数量与类型上均比NS少,而且倾向于频繁使用有限的几个。Krkinen和Schrder(1997)发现EFLL似乎更喜欢使用明示性模糊限制语,因为这些词语具有命题内容与表达意图。Nikula(1997)发现芬兰EFLL在对话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频率很低,不能在人际关系凸显语境中恰当使用此类词语。该研究进一步验证了Krkinen(1990)的观察结果。EFLL在书面语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时也存在类似问题。Ventola和Mauranen(1990)发现芬兰高水平EFLL倾向使用数量有限的几个模糊限制语,类型单一,缺乏变化(引自Markkanen&Schrder1997)。Ventola(1992)对EFLL学术写作中跨文化问题的研究也证实了上述发现。Clyne(1991)观察到德国EFLL不能像NS那样恰当使用模糊限制语,而发现大量阅读科技文章可以促进其模糊语用能力的发展。因此,他认为母语迁移和目标语文化是影响EFLL恰当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重要因素。Hyland和Milton(1997)的研究表明香港高中EFLL在应试作文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类型与数量方面均较有限,观点表达比较肯定,在传达确定性程度方面存在明显欠缺。Luukka和Markkanen(1997)指出芬兰EFLL能够在口语中得体地使用模糊限制语,却不能在书面语篇中恰当运用这类词语,认为书面语篇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更难以习得。Flowerdew(2000)发现香港高中EFLL倾向于在书面语篇中少用模糊限制语,导致其书面用语过于直接。Gabrielatos和McEnery(2005)的结论是硕士阶段的NS与EFLL在学术论文中均倾向于集中使用数量有限的几个模糊限制语,但前者使用此类词语的频率远高于后者。然而,McEnery和Kifle(2002)却观察到厄立特里亚中学EFLL在议论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频率高于同等水平的NS。国内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EFLL在科技和学术语篇中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刘珍(2001)发现EFLL在科技论文中使用模糊限制语的数量和频率均明显低于NS学者,母语迁移是造成这种差异的重要原因。胡立敏(2010)等做了此类研究,结论与上述研究类似。大学EFLL模糊限制语习得也是国内研究者关注的一个热点。王驰宇(2008)指出我国大学专业EFLL使用的模糊限制语在类符上远少于NS,在频率上却明显高于后者。张莉飞(2009)做了类似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大学专业EFLL与英美大学生均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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