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城镇化回归本位

作者:杨明生;杨永星 刊名:城乡建设 上传者:徐金宇

【摘要】2012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大抵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西方主导的,时间跨越几百年,空间上由西向东,横扫全球。这是一个逐渐传导和扩散的时空过程,城镇化中不断产生的利益冲突、结构失衡、制度矛盾等,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时空过程中被慢慢释放、缓解和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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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12月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城镇化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世界范围内的城镇化进程大抵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由西方主导的,时间跨越几百年,空间上由西向东,横扫全球。这是一个逐渐传导和扩散的时空过程,城镇化中不断产生的利益冲突、结构失衡、制度矛盾等,在这个相对宽松的时空过程中被慢慢释放、缓解和修复。另一种则在中国发生,时间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到今天,三十多年的时间,全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6年的15.4%上升到2011年的超过50%,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如果单从数字上看,城镇化的成绩单惊人的出色,然而,与数字上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镇化的迅速发展并没有给所有人带来幸福指数上升的切身感受。对于一些大城市而言,幸福指数甚至不如农村。2011年12月,在“中国特色城镇化论坛”上,有专家解读,2011年中国城市化率是51.27%,而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只有约33%这意味着有13.6%,即1.28亿生活在城镇里的人是没有城镇户口及享有城镇居民待遇的“半城市化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地方在推进城镇化过程中,往往重速度而轻质量,重形式而轻实质,将城镇化“伪城镇化”。推进城镇化变成了“跑马圈地”工程。由于受城镇化计算方式的影响,不少地方片面地认为只要城镇人口增加了,城镇化水平就提高了。单纯、机械地把城镇化理解成农村人口变成城镇户口,在“拆村并居”“集约土地”等口号下,围绕“以地生财”,以尽可能低的价格,尽可能多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征用过来,千方百计地变成非农建设用地,而后以尽可能高的价格出售给开发商。数据显示,在1980年至2005年,中国经济每增长1%,占用农地2万公顷左右。而日本从1965年至1984年快速发展时期,GDP每增长1%,占用农地2500公顷左右。也就是说,中国GDP每增长1%的占地面积是日本的8倍。其背后往往充斥着对农民权益的侵害和掠夺,在相当多的村镇,农民先失土地,再失家园。截至目前,全国已经有13个省市宣布取消农业户口,但农村“山还是那座山,梁还是那道梁”,农民的待遇并没有因此发生实质性改变。而很多农民进城后,似农非农,“身份”不明;就业乏术,收入不稳;社保缺失,后顾有忧,无法享有与城镇居民平等的生存、发展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尤其是大量“农民工”,由于迈不过户籍制度这道“坎”,人在城市,根基还留在农村;虽然住在城市并被算作城市人口,即便他们付出比原有城市职工加倍的劳动,也得不到同等的经济待遇。即便在城市打工多年,却始终是处在城市的边缘群体。推进城镇化变成了“门脸妆点”工程。一些人衡量城镇化水平,就是马路越宽越阔越好,高楼大厦越多越好,就是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霓虹灯夺目耀眼,把注意力集中在标志性建筑、文化广场、游园景点等“外在形象”的改变方面,大搞“一年一大变,N年一巨变”,往往忽视提升城镇管理水平、完善城镇功能性、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内涵发展要素的改善,谁也不愿意把资金投到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都想获取看得见、摸得着的“脸面工程”,城市改造项目不是拓宽马路,就是架立交桥、修地铁,建设方案一个赛一个“新、奇、特、大”,然而城市出行难、就业难、上学难甚至入厕难的状况却得不到改变。更有甚者,认为历史的“陈旧”会阻挡城市发展的脚步,不惜向历史遗迹下手,众多在文革的滚滚洪流幸存下来的历史遗迹,在城镇化的推土机下灰飞烟灭。推进城镇化变成了“揠苗助长”工程。城镇化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必须像“十月怀胎”那样具备一定的客观时空条件,才能顺利地产生“一朝分娩”的自然效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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