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智的学者 民生的使者——访上海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国贤教授

作者:尹情;杨卡 刊名:财政监督 上传者:崔燕

【摘要】他去过祖国最西边当支边青年,是当时财科所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许毅老前辈。学有所成,潜心学问,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我国最早洞悉绩效管理方向的学者,致力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和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为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不懈奔走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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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去过祖国最西边当支边青年,是当时财科所年龄最大的研究生,师从著名财政学家许毅老前辈。学有所成,潜心学问,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也是我国最早洞悉绩效管理方向的学者,致力于农村税费改革研究、农村义务教育和卫生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主持了多项国家级重点课题,为推进农村改革和发展不懈奔走献策。他是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中国教育支出绩效评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公共财政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为人谦和低调的马国贤教授。最后一站:上海所谓聪明,并不是说你什么都行,而是不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每个人都会栽跟头,但是聪明人会总结经验。马国贤马教授:我的经历非常简单。1963年在江苏无锡上的高中,1965年高中毕业后去新疆农场当支边青年,属于农业工人。1972年,我从巴楚总场调到巴楚县财政局。那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会计、财政相关知识基本都靠自学。当时,我对政府的运作很好奇,想知道在政府这么大的机构里资金是如何运行的。后来自己看了一些书,有一本是于光远写的《政治经济学》,还有马克思的《资本论》,看了之后觉得学习经济学很有意思。那时候两派武斗,但都不冲击财政局,因为财政局要管发工资。为此,我白天要上班,而且经记者:马老师在业界很低调,关于您的个人报道不多,主要是从专业角度解读财政领域热点。请讲讲您的经历。“有质量的义务教育”一个家庭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家庭的未来;一个国家让孩子读好书,代表了这个国家的未来。马国贤常加班,只有晚上才有时间看书。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我是1980年参加的研究生考试,在财政部科研所上了三年研究生。我比较喜欢研究学问,研究生毕业后,正好江西财经大学成立不久,缺教师,我就过去了,在那里教了五年书。后来调到浙江财经学院教了一段时间书,2000年来到上海财经大学任教,在这里教了12年书,上海是最后一站。马教授:说起来,参加考研很偶然。1980年我因公负伤住进了医院。躺在病床上看报纸,有一个广告吸引了我:财政部科研所招收研究生。当时想也没多想,觉得自己学了不少知识,正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报名试试。能考多少分完全没谱,当作是考着玩,看看自己的水平。当然,报了名之后观念就不一样了,既然要考,就不能考得不好太丢人,于是开始正儿八经地准备考试。当时主要考英语、政治和财政学三门课,没有教材,也没有指定书籍,主要靠自身积累。我把所有能找到的书都翻出来看,由于县城里没有考场,南疆考生统一在喀什市考试。考完之后整个人都快虚脱了,一点劲都没有,三公里路程走了三个多小时,到老乡家里喝了点稀饭,住了一晚,才坐他的车回去。最后考试结果出来总体还可以,就是英语差了点。那年财科所财政学专业在全国的招生人数是5名,我是其中一个。当时的财科所所长许毅老前辈说,这个学生这么远,考得还可以,英语差点可以再学,算是破格录取了。许老后来就成了我的研究生导师。现在想想,考上研究生真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马教授:我在财科所读研时已经35岁了,在所有研究生里面年龄是最大的,压力非常大。英语一直是我的软肋,我的基础太差,记忆力也不好,当时一起进来的年轻人学习很快。为了补上英语这门课,毕业后我跟另一名研究生一起翻译了一本英国的《税收经济学》,获得了中国税务学会的二等奖,这是最早的税收译著。在财科所学习的三年,是我对财政学知识全面系统学习的开始。财科所的老师很好,讲稿都非常具体,那时没有教材,主要靠老师讲。课余时间去图书馆查资料,因为之前在财政局工作过,财政学知识学起来相对容易些。我们是1980年初招进去的,9月份才开学,在北京读了一年之后转到武汉的中南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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