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网络化治理——基于鄂东H合作社的案例研究

作者:管珊;万江红;钟涨宝 刊名:中国农村观察 上传者:张建娟

【摘要】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是影响其组织绩效的关键因素之一。本文以鄂东H合作社为例,分析了一个股权配置虚化的合作社是如何通过网络化治理获得良好组织绩效的。研究发现,H合作社通过两种方式实现了网络化治理:一是合作社通过理事会骨干社员在各村庄设置独立分社的方式,扩张了组织规模,实现了合作社的横向联合;二是合作社各分社通过设置"技术员"角色,实现了熟人社会关系网络的嵌入,建立了组织内部的信任关系。H合作社网络化治理的实质在于组织提供了有效的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从而降低了它在规模扩张和与农户合作中的交易费用。本文研究的启示是:合作社的治理结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网络。通过关系网络运作,合作社不仅可以实现跨区域的横向合作,增强竞争力,而且能够动员普通社员参与其发展,保持合作社的本质属性。因此,网络化治理是合作社的一种重要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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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国际合作社联盟对合作社进行了明确的定义:合作社是一个“共同所有和民主管理的企业”(梁慧星,2003)。产权上的合作所有和治理上的民主管理,是合作社制度特性的核心要素(张颖、任大鹏,2010)。合作社发展至今,依然让人疑惑:什么是合作社?是否有真正具有上述核心要素的合作社?合作社需要怎样运作才能适应农村社会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要回答这些问题,借鉴发达国家合作社的发展经验是十分必要的。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成员主要是家庭农场,这些农场具有一定的规模,农场主有强烈的合作意愿,他们通过加入合作社来抵御市场风险。因此,合作社合作共赢的理念深入农场主的内心。发达国家合作社的治理机制相对完善,特别是北美新一代合作社,它们修正了合作社共同所有带来的激励不足问题,有力地增强了合作社的竞争力。然而,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实践需要面对的是以分散小农户为主导的农业生产经营格局,这一格局的主要特征是大多数农户经营规模过小,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有限等。因此,合作社发展容易出现内部资本控制、普通农户社员的参与意愿不高、社员对合作社的认可度低等普遍问题。这些问题导致合作社的治理机制不健全,共同所有与民主管理的核心属性流于形式。合作社既难以实现股权配置,亦难以实现“人的合作'因此,合作社治理成为影响其发展的关键问题。现有关于合作社治理的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利益取向的合作社治理问题,二是公平取向的合作社治理问题。利益取向的合作社治理研究借鉴公司治理理论,主要关注合作社的治理结构与组织绩效,并以解 决组织内部的监督问题和激励问题为核心内容。例如,德姆塞茨(1999)认为,合作社对内不以盈利为目的,其管理者不具备剩余索取权。合作社改善管理所增加的收益难以全部转化为管理者自身的收益,因此,合作社内部容易出现投机取巧行为。奥尔森(1995)将这一投机取巧行为归结为集体行的一大困境^“搭便车”问题。为解决这一困境,合作社要设计基于个体考核的单迦麵,例如,按不同社员惠顾额返还盈余便是一种较好的激励方式。Hart(1990)则从社会盈余最大化的角度分析了财产和权利的配置,并主张所有权应该配置给拥有重要投资或重要人力资本的一方。因此,北美新一代合作社采取了注重投资利润的激励方式。国内学者也延续了对合作社监督问题和激励问题的探讨:首先,较多学者深入分析了合作社发展中存在的代理问题和资本控制问题(例如黄祖辉、徐旭初,2006;徐旭初等,2014;崔宝玉等,2012;马彦丽、孟彩英,2008);其次,部分学者还从实证的角度分析了合作社治理结构、治理机制与合作社绩效之间的关系(例如黄胜忠等,2008;吴彬、徐旭初,2013),并从完善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健全内外部监督机制等方面给出了相应的建议。公平取向的合作社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则以控制与被控制为主要框架,主要分析合作社的治理规范和合作社的质性程度等问题。Cook(1997)认为,当治理规则还没有在组织之中确立时,合作社容易被内部精英成员所控制。由于特有的产权和制度安排,合作社的“内部人”控制是其无法回避的一种现象。国内学者也发现了合作社所存在的“内部人”控制问题。例如,黄祖辉、邵科(2009)明确指出合作社存在资本化倾向,这种倾向易导致“合作社本质规定性的漂移”®,在农村资本要素稀缺的背景下,合作社受资本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避免性。仝志辉、楼栋(2010)则认为,合作社内部资本控制实际上形成了“大农吃小农”的逻辑,这种逻辑有悖于合作社发展的宗旨,因此,他们对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提出了质疑。综上可见,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合作社治理结构中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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