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式视角的不可译性和可译性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636.00KB 文档分类:语言、文字 上传者:何志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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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丰国欣 

【关键词】不可译性 可译性 范式 范例作用 通约性 

【出版日期】2005-04-15

【摘要】本文试图在理论上论述不同语言之间“不可翻译”的内容为什么最终还是可以翻译出来这一语言哲学问题,即论述不可译性和可译性的相互渗透的特征,认为不可译性的解决,不仅仅是一个翻译技巧、策略和艺术的问题,更是范式的通约性支持了不可译性的可译操作。不可译性和可译性的对立统一蕴含着语言系统的开放性和运动性。

【刊名】外语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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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问题的提出111笔者查阅了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1997年至2004年收集的学术期刊所刊发的关于“可译性”和“不可译性”全部论文,共174篇。从内容和研究方法来看,可分为以下几种类型:第一,综合罗列不可翻译的现象,如诗歌、习语、广告等,然后再指出处理的方法;第二,就某一个不可译现象展开讨论,如词汇空缺、文化、习语、古典诗歌等;第三,从某一理论角度来分析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原因,如对比语言学、功能观、认知论、符号学等视角;第四,纯粹从理论上论述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关系、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的相对性及程度。112总的看来,这些研究都有一定的意义,都从不同的角度奠定了翻译学的基础,而且有的研究涉及到了语言的某些属性,从一定的程度上揭示了“不可译性”的本质。但是,在这些文献中从语言哲学角度探讨不可译性的并不多见,因而至少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继续深入地讨论:首先,可以把“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看成是语言通约中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而不必把它们对立起来看待;其次,具有不可译性的语言项目为什么终究还是翻译出来了,这个问题应该从语言的通约性上找原因,而不只是从翻译技巧和策略的角度思考,尽管翻译技巧和策略的确是语言通约实现的一种手段。从语言哲学角度思考不可译性的翻译操作可以看清语言的人文主义本质特征,即“可译性”和“不可译性”不能绝对分开,这是因为既没有绝对的可译性,也没有绝对的不可译性,两者在本质特征方面其实是一样的,因为翻译不是“等价交换”,这是其一;其二,任何一种语言都可以看成是一个民族的思维范式(paradigm),所以语际之间的翻译可以理解为范式的转换。因此,探讨不可译性的翻译依据也应该成为一个研究领域,而且这一领域将有助于对语言本质作进一步的认识。21语言的本质和翻译的哲学涵义211关于语言的本质,哲学家的讨论与结论多得无法在本文中全部援引出来。但归纳起来,语言的本质表现为智力本能、民族精神、世界观、世界范畴。21111语言是人约定俗成的,语言的本质首先是体现在“人”的本身。海德格尔认为,人是“语言的”存在者……人生来就要经受语言的体验……并在其中被语言的体验所改变、所融化(转引自申小龙2003:16)。人自出生以来,就存在于自然界、融入社会,就要同社会产生关系,所以还要体验世界、认识社会;然而,人的存在和认识活动并不是直接进行的,而是通过语言达到目的。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的,语言本质上是思想对世界的认识,由于世界是“我”的世界,且人的认识取决于语言,所以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即我对世界认识的界限(转引自申小龙2003:15)。语言是如此地限制人的认识活动、甚至制约人存在的自由,以致人的思想无法脱离语言的界限:人或许能独立于物理世界之外、独立于心理世界之外,但无论如何也不能独立于语言世界之外。21112当然,语言不单纯是制约人的认识活动。语言一经同人的思想融为一体后,还成为人类进行创造的智力本能。洪堡特(1823)认为,“语言不应被看作一种服务于理解的手段,而是应该被视为一种自在的目的,即一个民族的思维和感知的工具”(姚小平译注2001:73)。如果一定要把语言看成是一种工具,那么这种工具不同于人使用的任何其它工具:身外之物,可有可无、可这可那,因为语言这种工具与人融为一体、成为人的思维的一部分,进而成为人的“智力本能”(洪堡特1820,见姚小平译注2001:21):语言能力大小就是人的智力水平的高低,语言的运用实际上就是智力外化的表征。语言的智力本质则成为人比动物高级的基础和表征,也成为语言本质其它方面(民族精神、世界观和世界范畴)的前提。212不同的语言在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上都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异。21211在表现形式上,不同语言存在不同的形式差异,其中结构差异在洪堡特看来,就是精神显示的不同形式,语言因而有着更深层次的意义,“所有的语言都朝着一个理想和统一的目标推进,只是接近和偏离的程度不同”(姚小平2001:IV),语言由此可以理解为一种意念运动的、内部诸因素相互联系的、开放性的统一体。笔者理解到,洪堡特的这种语言动态观是其语言人文精神意义的体现,其中人的认知和表述能力(洪堡特称之为“语言本能”)是这个统一体运作的动力,它呈现出一种基于某种范式的编码体系,是一种思维感知工具(洪堡特1823,见姚小平译注2001:73)。这样,语言具有鲜明的民族色彩,它体现了不同民族的不同性格、品质,它不仅是传承各民族文化的媒体,而且还是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它集中体现了各个民族的精神,有着鲜明的人文色彩。21212语言虽然集人文科学属性、社会科学属性和自科学属性于一身,但是人文科学属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是最本质的属性。潘文国教授(2001)搜集了19世纪初叶至今国内外不同学科领域里的学者以各自学科为背景所提出的著名的语言定义共68条,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对它们进行了对比分析后认为,“语言的基本属性只能从人文科学的角度去着手研究。凡从自然科学角度或社会科学角度着手得出的结论,即使反映了一定的事实,也必然不是语言的本质属性。”(潘文国2001)在这个基础上,从人文科学角度,潘文国教授将语言定义为“人类认知世界及进行表述的方式和过程”(潘文国2001)。这一简明的陈述蕴含了丰富的人文主义语言思想,潘教授以及笔者本人后来又结合此定义中的关键词“认知”、“表述”、“方式”和“过程”论述了此定义的深刻内涵(详见潘文国2002;丰国欣2004),本文不再赘述。笔者认为,此定义不仅仅包含了语言的交际功能,更强调了作为语言母体的人的认知及表述认知结果的能力以及人和语言所赖以生存的文化、历史、心理与表述方法,因为人的认知与表述是受世界观和价值观支配的,而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是基于语言所存在的文化、历史、地理环境等人文因素,一个民族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反过来又体现在其语言的表述方式和过程之中,从而形成语言的范式意识和模式,语言因此可以看成是不同民族的世界观本身和价值观本身。21213另一位语言学家徐通锵教授也从语言的人文属性的角度观察语言的本质,他把语言定义为“语言是现实的编码体系”(徐通锵1997:52)。如果把两位语言学家的语言定义作比较,笔者认为,在内涵上两个定义是一样的,潘文国教授的定义更直截了当地揭示了语言内在的心理作用机制,而徐通锵教授所下定义中的“编码”其实就是潘教授所说的“认知”、“表述”、“方式”和“过程”,所不同的是,徐教授的定义把语言的心理作用机制隐含在言内而“着眼于语言与现实的关系”(徐通锵1997:20),也就是说,不同民族都是用各自的语言来反映世界,各民族不同的观察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方式在各自的语言里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形成了各种语言的精神精髓,构成了各个民族特有的语言心理现实(即语言直觉),不同的语言因此就有了不同的编码方式:汉语的理据性的编码“直接构成了语言的规则,突出语义”,而英语则象其它印欧语言一样,其约定性的编码“在构成语言规则时要多走一道手续,因为只有把约定性的符号组合起来才能表现出符号的理据和规则,因此突出的是语法。”(徐通锵1997:52)笔者认为,徐教授所说的不同语言规则实际上就是不同语言范式的表现。通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一结论:语言本质所产生的哲学意义是具有范式意义的世界范畴。213语言这种人文本质属性上升到语言哲学就意味着,各种言语活动都是“理性的智力本能”(洪堡特1820,见姚小平译注2001:21)的表征。语言甚至就可以看成是人类理性的智力本能,人类不仅具有动物所拥有的自然本能,更具有理性的自然产物,这种自然产物就是语言的民族精神,它是异族人不容易觉察到的,也是异族人难以掌握的。从翻译的角度看,体现语言理性的本能正是语言的种种形式(字/词、语义规则/语法规则等等),这些因素都是人们掌握和运用语言以及进行语际之间翻译的切入点,由于它们具有计算属性,异族人学外语时会受母语、理性本能的驱动,利用外语(特别是形态语言)可计算属性的外部形式进行逻辑推导般地(如查词典、用语法规则)使用外语,结果所输出的外语看起来是目的语,但读起来则感觉到其精神实质仍然是母语,进而使人误认为翻译就是语言形式转换的技巧,因为在母语人的语言心理现实中留下了推导的痕迹。在理论上,语言形式的统一性与语言内在逻辑性(即理性智力本能)是一致的,但由于语言运用的难点不在于各种表示逻辑关系因素的排列,而在于对语言民族精神的把握,它容易“意会”,却很难“言传”,它如此简单却深不可测,对母语人来说,它既是知性行为又是非知性行为,但对异族者来说,它是非知性行为。“知性行为造就了概念的统一性,而词这种感性符号的统一性要与知性行为相适配;概念的统一性和词的统一性必须通过语言在思维中尽可能紧密地相配合。”(洪堡特1820,见姚小平译注2001:25)这就是语言的人文本质属性带给我们的感受:人依赖语言来抽象世界规律,并使之范畴化,从而形成反映世界普遍规律的世界范畴,反过来再通过世界范畴进一步认识世界。这样,在认清语言本质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把翻译的本质定义为范式的转换。214通过以上对语言的人文精神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翻译时所进行的语言结构和词汇语码的转换实际上是受着智力本能支持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和策略问题,也就是说,认知和表述以及由此形成的编码体系是动力。不同的民族由于不同的起源而形成了不同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而形成了不同的范式。这样看来,不同的语言之间不可能实现完全的、绝对的翻译,这大概就是“不可译论”的依据。不同语言由于各自的范式不同而无法翻译,这可以视为是就狭义的翻译而言,这并不意味着不同语言之间无法交流,事实上,跨语言和跨范式的交流是可以的,并且随着交流的深入,语言的发展更具有创造性,范式之间也相互渗透,这意味着广义的翻译是可能的。尽管如此,广义的翻译往往夹杂着“诠释”,否则无法进行。所以,Kuhn(1982)区别了“翻译”和“诠释”,认为“翻译”是寻找“同等文本”的过程,“同等文本”指的是指称基本相同;而“诠释”则是对“翻译”损耗的一种必要的弥补,它隐含在“翻译”之中,翻译者本人或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翻译”是建立在两种语言相匹配的内容上,而“诠释”恰恰就是解决两种语言中不相匹配的内容。Kuhn进而认为成功的诠释是成功翻译的先决条件,但成功的诠释并不意味着成功的翻译。可见,翻译的本质决定了翻译本质的哲学意义:翻译即跨范式的交流,翻译并不是两种语言结构的等值替换。215笔者在上文多次提到“范式(paradigm)”这一术语。Kuhn和Kuhn以前的学者都用“范式”来解释科学结构,这时的“范式”大都是“模式、模型、范例”之意;后来Kuhn在The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科学革命的结构》(1970)这本著作里系统研究了“范式”这一概念,并以科学史的发展为范式来进一步研究科学(Kuhn1970:10),论述了范式的21种涵义,这21种涵义可以归纳为:第一,“metaphysical paradigms”或“metaparadigms”,泛指科学家所共同接受的信念;第二,“sociologicalparadigms”,指科学家普遍认可的科学成就;第三,“artifact paradigms”或“construct paradigms”,这种范式具有更具体的意思,可以是实际的教科书、经典著作、仪器设备等(Masterman1970:65)。这三个部分构成了paradigm的全部含义。许多相关概念,如“范式转移”、“不可通约性”等,都是依赖范式来界定,但在Kuhn看来,“范式”本身是十分模糊的概念,他未能予以清楚地界定,在同一本著作中他接下来干脆使用“学科基质(disciplinary matrix)”这个概念,并把它具体界定为具有“符号通式、共同信念、共有价值和范例”等涵义(Kuhn1970:182)。笔者认为,这样,这个概念的内涵就可以转移到翻译学中来,为了表述的方便,可以仍然采用“范式”这一术语,并接受以下涵义:范式用来指翻译中的世界观、价值观、方法论和语言符号通式等内容。于是,翻译就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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