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创建时期中国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史研究

作者:周志欢 刊名: 上传者:唐小玉

【摘要】阶级斗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本文研究的内容主要是党的创建时期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被接受的历史。文章的第一章研究了党的创建时期中国对阶级斗争理论接受的历史过程,是文章的核心内容。20世纪初期,中国的同盟会成员马君武、宋教仁、朱执信等人首先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其接受的主要渠道是对日本的共产主义著作的阅读与思考。然而同盟会成员以及其他非马克思主义者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并不彻底,没有将阶级斗争理论投入实践。建党之前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也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理论。随着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开始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大量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被翻译进入中国。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开始系统地接受和介绍马克思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为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打下了基础。1919年5月爆发的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也是中国工人阶级首次登上历史舞台。这次运动让人们看到了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在中国的可实践性,大大加速了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接受。李大钊、陈独秀开始有组织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受众。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开始与实践相结合。通过五四运动的开展以及李大钊、陈独秀等早期革命家对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毛泽东、瞿秋白、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开始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积累了理论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党的奋斗目标和民主革命纲领,并最终在中共三大上制定了革命统一战线的政策。阶级斗争理论开始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同时,党深入工人群众,进行马克思主义与阶级斗争理论的宣传,使工人阶级接受了阶级斗争理论。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开始觉醒,出现了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以胡适为代表的改良主义者主张点滴改良、阶级调和,反对根本解决模式的阶级斗争。梁启超、张东荪等基尔特社会主义者认为中国的社会状况不适合阶级斗争,主张和平进入社会主义。黄凌霜、区声白等部分无政府主义者也开始公开反对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他们从个人的绝对自由出发,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文章的第二章分析了中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原因。阶级斗争理论进入中国的时候,正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中国人民受到国际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之下。中国的知识分子迫切希望能够找到一条新的道路,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压迫,实现富国强兵与民族独立的目标。阶级斗争理论与中国社会的期待视野产生了共鸣。同时,近代中国救亡图存的尝试屡遭挫折,也让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的学习不断深入,促进了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启蒙运动冲击了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冲击了“和为贵”的儒家传统思维,为斗争思维被国人所接受打下了基础。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发起了新文化运动,提倡民主与科学,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新思想、新观念批判了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旧道德、旧观念。作为建构在西方现代思想文化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的理性升华。已然接受了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很自然地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和阶级斗争理论。20世纪初期中国劳工意识兴起,开始产生独立的阶级意识。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展现了强大的阶级力量,并在工人运动中体现了需要先进理论指导的要求。这为阶级斗争理论的进一步被接受打下了实践基础。文章的第三章研究了党的创建时期中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之后的影响。在建党后的阶级斗争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阶级斗争整合社会资源赢得了革命胜利,最终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同时,党的阶级斗争实践解构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社会模式。按照血缘和宗法制度建立的传统社会模式瓦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对立关系。党的一系列整合工作提高了社会的运作效率,解放了人们的思想。然而,革命的成功和阶级斗争理论的屡试不爽也让中国共产党对阶级斗争理论产生了狂热的崇拜和依赖。逐渐地把阶级斗争理论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不二法宝。而党的创建时期党对阶级斗争理论本身也存在过度解读,这又加深了这种崇拜和依赖。建国以后,我党依然没有放弃阶级斗争理论的实践。阶级斗争逐渐走向扩大化,并最终演变成国家和社会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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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第一章党的创建时期中国接受阶级斗争理论的历史过程第一节部分同盟会成员对阶级斗争理论的接受一、阶级、阶级斗争概念在中国的最初接受“阶级”一词在古代汉语中表示“台阶”,也组合使用以表示官员的“官衔”和“等级”。在《三国志》中就有用“阶级”表示“等级”的意思。比如:“臣闻有国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异尊卑之礼,使高下有差,阶级逾邈。”2在日本开始研究社会问题时,阶级一词被被赋予了“社会阶级”的含义。梁启超从日本引用了“阶级”的新含义并将其介绍到了中国。1899年,梁启超在其《论中国与欧洲国体异同》中写到“欧洲有分国民阶级之风,而中国无之”3。同年在《中国之社会主义》中,梁启超写到:“今日资本家之对于劳动者,男子之对于妇人,其阶级尚未去。”4从而将阶级划分为资本家与劳动者、男人与女人。1903年,《新尔雅》给阶级下了初步的定义:“区分人群为数等,谓之阶级。”5伴随着“阶级”一词在中国的接受,近代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被接受。马克思主义进入有三个来源:一是俄国,二是西欧,三是日本,其中以日本为最。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首先旅日的留学生,然后是阅读日译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的本土知识分子。1901年,中国旅日留学生主办的《译书汇编》翻译了日本人有贺长雄著的《近世政治史》一书,其中介绍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这是在中国最早介绍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文章。”61903年,赵必振翻译了福井准造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较为系统的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生平及其社会主义学说;中国达识社翻译了《社会主义神髓》一书,也较详细地介绍了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学说。此后,《晨报》翻译并转载了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又连8载了从河上肇的译本转译的《劳动与资本》,并附了他的“序言”。河上肇的著作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等人有很大影响。这时期还有很多日译本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进入中国,成为中国知识分子阅读、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如1902年11月,中国国民丛书衬翻译出版了幸德秋水著的《广长舌》一书;1902年12月,上海《翻译世界》杂志编译了衬井知至著的《社会主义》一书;1903年2月,《新世界学报》翻译了久松义典著的《近世让会主义评论》一书,等。7马克思主义从日本的传入,对阶级与阶级斗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到1919年,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河上肇从《共产党宣言》中所言的“阶级”出发,给“阶级”下了如下定义:“马克思所指的阶级是经济利益对立的经济阶级。说得再具体一点,指的是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与不占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资料者之间的区别,以及由此产生的进行经济压迫和剥削者与被压迫和被剥削者的区别。”8这一定义被中国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们所接受。李大钊1919年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几乎逐字逐句地吸收了河上肇对“阶级”的定义:“马氏所说的阶级,就是经济上利害相反的阶级,就是土地或资本家等生产手段的有产阶级,与没有土地或资本等生产手段的无产阶级的区别:一方是压服他人,掠夺他人的,一方是受人压服,被人掠夺的。”9这一定义成为了我国共产主义者对“阶级”的正统定义,后来又被我国共产党人和人民群众所接受。“阶级斗争”的概念同样由日本传来中国。1904年,日本《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日译本将德语“Kampf”翻译为“斗争”。《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译本也吸收了这一翻译方法。其中,“Kampf”译成“斗争”、“Klassenkampf”译成“阶级斗争”。10“斗争”一词作为术语“Kampf”的对等词汇被固定下来。而在《共产党宣言》被翻译成汉语以前,同盟会成员已经开始使用“阶级斗争”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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