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发:中国古典愁郁心灵的现代守护者

作者:徐肖楠 刊名: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鲍金芬

【摘要】李金发是中国古典文化现代转变的一种典型、一个极端。他的象征主义诗歌,不将忧郁作为现实情绪而当作一种美的品质加以追求,把中国古典式的愁郁改造为具有新的美学含义的生命幻想。隐没在李金发诗行中的幽深的中国式古典意境和怨妇闺思式的绯侧凄怨,以及意象的含蓄和朦胧着力表达出一种对理想生命的追恋,从而使他成为中国古典愁郁心灵的一个现代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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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金发的奇异诗国,取决于他对生命的升华意识,也取决于他所受艺术教育和影响的全部复杂性。李金发的诗寻求着艺术的本质和艺术对于生命本质美的创造,它是一种探索之作,其中融合着西方多种艺术与文化传统的因素,也融合着中国文化和生命意识,它并非是一种完全背离中国文化的极端,而是一条通往中国文学的新道路,它在郭沫若之后寻求着一种新的诗歌美学方向。尽管李金发受到了象征主义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的发挥却是在李金发所受中国古典文化教养的根基之上。把李金发说成是一个象征主义的彻底洋化异己者,显然不符合李金发诗中深藏的生命情绪和他为中国诗歌所做出的美学贡献。无论如何,中国人从李金发诗中读出的意蕴和追求,将会比欧洲人读出的多得多,也更符合中国人自己的生命形象。象征主义是李金发诗歌的一个外显标志,这个表征所包含的全部内涵都与李金发诗歌的中国文化品质融合在一起。表面上是西方象征主义的李金发诗歌,在内里却仍然有一种深刻的中国文化的无意识,李金发的象征与中国文化传统仍然有种潜隐暗藏的血缘承传关系。李金发是广东梅州客家人,而客家人的文化传统中一向保持着一种象征化的文化意识,李金发钟情于西方象征主义,也许正和他的客家文化传统中的象征性有关。李金发自幼受到严谨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儒家的中庸节制、仁义忠恕等思想的薰陶,使他的言谈举止要以正人君子为楷模,而他所喜欢的怨情小说人物的缱绻缠绵,却与他受到的正统人性教化背道而驰,这养成了他对主流文化某种程度的潜在抵触和叛离。如同郭沫若所喜欢的浪漫陛古典文化造就了他的风格基础一样,李金发所偏爱的《牡丹亭》一类的古典文学也造就了他的风格基础,他在一定程度上背离古典文化,又依靠西方文化的极端性追求,来发挥古典文化中被压制的某些因素,返回到自己的古典文化根基上来。孕育他、教养他的中国文化的某种特定性,深刻制约着他的情感和心理;而象征主义则从根本上影响他的是对诗和美的感受方式和创造审美意象的观念,它必须对他的生命意识产生作用,与他的生命意识相融合才有发挥的可能。潜藏在他诗中的仍是中国文化所孕育的生命意识,是《牡丹亭》、《玉梨魂》表现出的生命倾向埋藏了他接受象征主义艺术的根基,并在此根基上发挥象征主义而融其他艺术于一体。这种既激烈倾向于西方文学或文化,又返回中国古典文化根基的文学行为,似乎是新文学中大多数卓有贡献者的共同行为,虽然他们各有特性。五四时期中国新知识分子仍然贯彻着“文史哲”合一的古典文化传统,与其他现代文学家一样,在大开放的时代痛饮西方文化,而又站立于中国古典根基之上,由此形成自己独创的诗品、诗风。李金发的诗,不仅具有中国古典男女情感怨文化的根基,受到浪漫主义、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而且受到西方小说、散文、戏剧、音乐的影响,以及西方哲学、美学、绘画、雕塑等方面的影响,但所有这些影响他的因素都与艺术有关,而有关社会伦理和政治方面的文化学说则几乎与他无关,他自己也说他是个为艺术而艺术的人。可以看出,西方艺术对他进行了全方位笼罩,而他又立于中国古典根基之上,他从来不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者,不彻底的原因在于他根本就对中国的正统文化很淡漠,而对中国的言情文学却十分迷恋,因为中国的正统文化对于生命的自由和情感施行了全方位封锁和压制,他的诗歌正是对生命的一种极端追求。从他的教养和诗歌可以发现,他在深厚的古典根基上,用诗歌来升华生命的独特感受和境界,不是哗众取宠、兴之所致而横取了西方的象征主义到中国来的单薄肤浅。李金发用自己的诗在诱惑和滋养自己,他的情感、教养、生命的来源都是中国古典文化,象征主义不过是个魔瓶,瓶里的神怪是他自己,他将自己的生命在诗的王国里变成了一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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