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9·11”事件后美国中亚政策的变化

作者:孙龙桦 刊名:兰州学刊 上传者:董为民

【摘要】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缘、能源地位,独立以来一直为美国所垂涎。由于种种原因,美国一直未能直接进入该地区,而"9.11"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优势,打着"反恐主义"的旗号,美军进驻中亚,这使得美国获得了有可能全面掌控中亚事务的的历史机遇。在此背景下美国积极调整中亚政策,开展大国博弈,加紧在中亚的争夺。这给原本复杂、脆弱的中亚地缘政治环境注入了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亚国家和地区的种种变动都有可能会对我西部地区尤其是新疆的安全稳定产生一定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中国新疆地处欧亚大陆腹地,是我国重要的西部边陲和能源基地,因此新疆的安全与稳定一向为我国政府和中亚各国政府高度关注。因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美国中亚政策的调整、走向及其影响,以便未雨绸缪,积极应对,为我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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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事件以后,美国借口反恐需要进入了其梦寐以求的中亚地区(本文是指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这五个共和国所在的区域),并不断扩大了自己的势力范围,中亚重要的战略价值开始引起许多国家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中亚,并开始谈论中亚的地缘重要性,中亚地区的战略价值不断显现,主要表现在:首先,从地缘政治角度看,中亚位于欧亚腹地,是连接欧亚和中东的枢纽。其次,中亚的稳定与发展与亚欧大陆的发展与稳定息息相关。第三,从能源角度来看,中亚是世界能源重要输出地。一、“9.11”后美国的中亚政策的变化“9.11”事件后,美国确定了先发制人战略,重新评估了全球的反恐重点,中亚作为伊斯兰世界的一部分,是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的交汇点,又是恐怖分子活动的重要场所。“911”事件后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中亚是有关美国“重要利益”的地区所在,因此,全面调整对中亚的政策。美国的具体政策调整具体表现在:(一)打击恐怖主义放在优先地位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泛伊斯兰主义迅速在中亚地区填补“思想意识真空”,已经严重威胁到了中亚地区的世俗政权。而且,泛伊斯兰主义又同民族分裂势力和国际恐怖主义势力结合在一起进行暴力活动。而且中亚地区残存的各股恐怖势力也开始加强横向联合,而各国政府又难以对所辖地区实施有效控制。恐怖主义活动对中亚各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强烈的冲击,进一步影响到其他国家。“911”事件后美国认为中亚的安全、能源通道和民主的政策受到当地政权、普京和胡锦涛政府以及伊斯兰极端势力,以及阿富汗政权重建后新政府的挑战,而且国际社会对打击恐怖主义的支持与2001年相比明显地在下降,所以美国应该寻找其在中亚政策上的不足。[1]而且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的报告也认为,“中亚的恐怖主义威胁主要来自极端主义组织”;“最为活跃的”“乌伊运”直接威胁美国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利益以及中亚国家的稳定;原来主要威胁中国和其他中亚国家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正在改变斗争策略,对美国的威胁也在增大;所以美国政府认为,要把打击恐怖主义作为“911”事件后美国对中亚政策目标的首位。美国政府认为,要防范极端势力对本国可能的危害,最好的方法就是防患于未然,控制极端势力赖以生存的地区。[2]因此,美军“911”事件后大量驻军中亚,认为这样可以有效地震慑中亚地区的伊斯兰极端势力,是国际反恐斗争的需要。(二)对中亚国家进行民主化改革根据所谓的民主和平论[3]的观点,小布什政府中的居于主导地位的新保守派势力要求输出民主,输出美国的价值观,他们认为,美国的军事、政治优势在历史上是前无古人的,美国必须考虑如何利用这种力量来改造世界。他们解释说,美国之所以需要主动地去塑造世界秩序,是因为两极世界的解体使世界上各种各样的离心力都释放了出来,有的表现为穷兵黩武,有的表现为极端的穆斯林运动,如果美国不主动去干预,这些地区肯定会成为世界不安定的根源。中亚国家当前处于艰难的转型期,体现为“经济上的绝望”、“政治上的失望”、“社会没落”、“与世隔绝”和“地区内部关系紧张”。因此,无论出于铲除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土壤的现实主义考虑,还是实现美国扩展民主的理想主义目标,支持政治和经济改革都是美国的利益所在。美国已经反复强调,这个地区的安全、稳定和繁荣,同民主和经济改革、对人权和法治的尊重,以及合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意愿等多方面紧密相连,而且这种关联是无法摆脱的。克里斯托尔与卡普兰在《我们的路从巴格达开始》中就曾这样写道:“美国不仅应该是世界的宪兵和警察,它还应该是世界的灯塔和向导。如果是为了健康的原则和高贵的理想,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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