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政带工:洋务运动失败原因再分析

作者:计裕人 刊名: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张帷

【摘要】19世纪中后期,洋务运动在洋务派“以政带工”的管理模式下,兴办了大量的“官办”与“官督商办”企业,试图依靠政府为主导来运营,利用官权的垄断地位来取得在竞争中的优势。这样做法不仅违背了企业运营的经济规律,严重阻碍了民间资本的发展,而且也束缚了企业自身的发展,成为洋务运动的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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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政带工”是指由政府出资兴办或由商人出钱政府来管理的一种企业模式。在洋务运动中,洋务派按此模式兴办工业主要为两方面:前期创办的军事工业完全采用官办的方式,筹建经费与常年开支主要由清政府拨款、海关关税、厘金等支持;企业管理权掌握在官府手中,工人大多数来自士兵,对工人以“兵法部勒、武弁统领”,产品由清政府调拨给湘淮及各省军用。在兴办军事工业过程中,遇到资金、原料、燃料及运输等困难;为使军事工业维持下去,洋务派又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在继续“求强”同时,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在民用工业中除少数采取官办、官商合办的方式外,其余大多数均采取官督商办的经营方式,这些企业尽管形式有所不同,但它们都是应军事工业之需而兴办,是军事工业中资本主义成份的发展,资本在政府的控制下使用,生产销售也由政府官员控制。本文拟就洋务派进行洋务运动“以政带工”的管理模式进行阐述。一、“以政带工”的两种实施方式:官办与官督商办洋务运动第一阶段的军事工业均由官办。所谓官办,就是用国家经费、由国家官员来直接创办经营的。在清廷官僚所主持下的军事工业,管理制度极端混乱,一个工厂就好比是一个衙门,里面有大臣、督办、监督等大小官吏。由于大量官僚们贪污中饱,使得军事工业糜费太重。随着军事工业的创办,洋务派面临着两个主要的困难和问题亟待解决:一是经济上的困难,二是军事工业原料供给上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两个困难,洋务派兴办了轮船招商局、织布局、电报局等等。洋务派在兴办这些企业的过程中,洋务运动本身也就从建立军事工业阶段转入围绕军事工业而建立其它企业的第二阶段。由于洋务派在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中所建立的一些企业,直接目的在于解决军事工业中所发生的困难,特别是为了解决“求富”问题,就是解决维持军事工业所需的大量资金问题;同时洋务派也开始意识到,船坚炮利首先需要依赖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了解决这些难题,洋务派逐渐改变了自己的经营方式,把官办企业转变为官督商办,扩大洋务运动的范围来应付。所谓官督商办企业,就是由商人出钱而由官僚来管理的企业。这个办法最初提出来时有一些刺激作用。因为这是洋务派准备放宽与扩大经营规模的表示,很多绅商对它寄以希望,认为“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商招股以兴工,不得有心隐漏,官稽查以征税,亦不得分外殊求;则上下相维,二弊俱去。”[1]这些企业主要有“轮船招商局”、“天津电报总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等。1872年夏天,李鸿章根据总理衙门指示,让浙局总办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等人拟定轮船招商章程,回上海会集熟悉商业的道员胡光墉、李振玉等,设局招商。他们联络官商,招集股本得商股银73万多两。又领到直隶、江苏、浙江、江西、湖北、山东海关等历年拨存官款190.8万两作为资本。成立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规定所借官款,分年由招商局轮船运输漕米等物抵还;“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2]33。轮船招商局局务完全操纵在李鸿章所委任的官员朱其昂、唐廷枢、盛宣怀、徐润等人手中,他们利用官督商办制度,任意侵吞和开销,结果公款日亏,私囊日充。1880年,李鸿章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7处各设电报分局,与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洋员恒宁生商立合同,由他代为购料、雇人查勘道路,到最后完工共用银17.85万两。铺设电线这笔费用,最初是从军内酌筹垫办的,后李鸿章仿照轮船招商局章程,招集商股,改为官督商办。“除由商于1882年2月5、月按期缴还官本银6万两之外,五年后分年续缴银2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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