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看《蝴蝶君》

作者:龚伟;胡莘; 刊名:大众文艺 上传者:刘冰

【摘要】对《蝴蝶君》的研究向以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等角度盛行,而忽视了该剧蕴含的悲剧精神。本文借助亚里士多德所著《诗学》中的悲剧理论解读《蝴蝶君》,还原其文学性,同时检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对当代戏剧研究的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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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舞台剧《蝴蝶君》是华裔美籍作家黄哲伦力作,深受美国戏剧界的关注,曾于1988年获得托尼奖和普利策文学奖提名。因黄在《蝴蝶君》后记中明确指出其写作意图是“有意创作出一个解构主义的《蝴蝶君》”以颠覆西方想象中的东方“他者”形象,所以大多数学者都是从解构主义和后殖民主义的角度来评论与分析这部舞台剧的。然而,这些论述过多掺杂了历史与政治背景,从而一定程度上忽视了该剧本身作为一出悲剧的文学性。本文试图借助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中的悲剧的定义和“悲剧人物说”来对该剧进行分析,从选材、情节和人物性格几个角度来理解《蝴蝶君》的悲剧精神,同时也借此检验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在当代戏剧研究的适应性。二、悲剧的定义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是其在研究和总结古希腊多位悲剧作家及其作品的创作实践基础上提出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这样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借以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起到净化的作用”。根据这一定义,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行动的摹仿,其建构具有一定的严肃性,确切地说,亚里士多德的“严肃性”是指悲剧作品选材应该取自贵族与皇室,这与亚里士多德所处的历史背景——等级制度森严的奴隶社会——密不可分。而作家黄哲伦所在的确是“天赋人权”的思想深入人心很久的现代社会,因此“严肃”的含义也有所改变,“严肃“不再区分阶级,就是指“陷入困境,受到了挑战”。在《蝴蝶君》中男主人公伽俐玛所面临的的困境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他为能见自己的“儿子”,只得答应外国政府的要求,利用工作之便窃取情报。而东窗事发后,他又陷入了另一个困境中:和他生活了二十多年并为他生了一个“儿子”的宋丽玲居然是一个男扮女装的间谍。伽俐玛背叛了祖国,得到的却是一个男人的谎言与虚假的爱。在无法面对自己过失的情况下他接受了死亡,选择了自杀:预期苟且活着不如带着忏悔死去。所以虽然伽俐玛只是一个普通的法国公民,但是整个戏剧的选材符合亚里士多德关于悲剧必须严肃的标准,伽俐玛的悲惨结局也足以引起观众对主角的怜悯和对命运的恐惧。再说定义中提到的“完整”,指的是故事情节有头,有中段,有尾。《蝴蝶君》的情节完整,遵循了该原则。戏剧的开头是伽俐玛在观看由宋丽玲饰演的歌剧《蝴蝶夫人》时为其独特的东方女性的魅力与气质倾倒,生起爱慕之心。随后,宋丽玲出于特殊身份的需要,假意接受了伽俐玛对他的爱慕,恋人关系由此确立。最后,随着宋的身份被揭穿,恋人关系破灭,戏剧以伽绝望自杀和宋的遣送回国告终。三、悲剧人物说按照缪朗山(1985)中整理的亚里士多德“悲剧人物说”,亚里士多德的悲剧人物应具备以下三大特征:第一,“英雄必须善良”。《蝴蝶君》中的伽俐玛是符合这一标准的。他本质善良,就算是一只小蜻蜓的生命他也如此地珍惜。为了他和宋丽玲的“儿子”,他背负了叛国的罪名,扮演了一个完美的父亲角色。第二,“英雄必须有错误”,即悲剧主角的“过失说”。主角由好运转入厄运不是由于罪恶,而是由于某种过失或弱点,在不知晓的情况下犯了错误。在追求行动上,主人公是从无知到认知。整个《蝴蝶君》恰是伽由无知宋的真实身份和真实性别到认知到他的间谍身份和男性性别。而在追寻行动的结构上,伽是在宋掩盖了其男性和间谍身份的基础上爱上他的。伽是在无知中犯了错,爱所不当爱,生所不当生。当悲剧揭露以后,伽刎颈自杀。第三,“英雄应该由泰运转入否运,而命运的转变是由于英雄的错误所致”。伽本为一个受人尊敬的外交官。虽和妻子缺少爱情,两人相处得也还融洽愉快。然而自从他在不知晓隐情的情况下认识了宋丽玲后,命运就发生了极大的转变。开始是因为宋给他的错误信息导致了他对越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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