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诗教观视域下的陈子昂感遇诗

作者:周倩; 刊名:科教导刊(中旬刊) 上传者:麻志强

【摘要】陈子昂继承了儒家诗教观的传统,标举"兴寄"与"风雅"作为诗文的主要理论指导与功能表现,试图将六朝绮靡文风恢复到具有诗教功能的儒家传统意义上的文学。在这样的文学观的指导下,陈子昂创作了一系列感遇诗,以针对其现实问题,表现社会生活的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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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初唐时期诗文革新代表人物之一,陈子昂对于近体诗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在文学思想中,陈子昂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复杂,儒家、道家、纵横家等思想都在陈子昂身上得到一定体现。而在这些思想中,儒家思想对陈子昂之影响最为深远。这种影响反映在陈子昂的文学思想中,主要表现为对“兴寄”与“风雅”的推崇;而反映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其感遇诗表现得最为全面而深刻。1儒家诗教在初唐文论的复兴背景“诗教”一词见于《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孔子以“兴观群怨”来总结《诗》的功能,指出文学的社会作用。而诗教的内容,则指的是诗的教化作用和社会功用,是儒家学者通过总结《诗经》的内容、性质和社会作用而提出的一种重要的文学主张。在儒家经典《论语》、《孟子》中,对诗教观念皆有提及阐释。诗教源于先秦,到汉代经儒家学者进一步发展,《诗大序》中明确诗有六义,更加强化文学的社会教化作用,并对后世文论产生持续的深远的影响。“六朝诗歌的确是诗歌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发展阶段。它以抒发个人的情感为其主要特征,使个体的自觉意识占据了诗歌的统治地位。”[1]这固然有其时代的因素,乱世之中,文人往往更倾向于回归小我,甚至将自我封闭起来,不去关注真实的现实世界,而沉浸于自我的情感世界表达中。唐朝以后,时代的变化,社会的统一,要求文学也随之做出改变,早在齐梁间的刘勰、钟嵘就已对六朝华而不实的诗风表示反对,唐太宗与魏征立足于政治,对六朝绮靡淫丽的诗风提出批判,“初唐四杰”则以拓宽诗歌表现面的实际创作来冲击六朝诗风。“尽管唐太宗、魏征、‘初唐四杰’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但没有形成明晰与完善的理论。在整个初唐创作倾向的限制之下,唐朝初期的文学未能从根本上扭转南朝文风的影响。”[2]因此辛文房在《唐才子传》中的评价:“唐兴,文章承徐庾余风,天下祖尚,子昂始变推雅正。”是有一定道理的,在实践创作与理论形成中同时高举儒家诗教传统的旗帜,以复古倡导革新,扫除六朝以来的“逶迤颓靡”诗风,陈子昂起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2陈子昂诗论与儒家思想影响“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陈子昂作为初唐时期的文学革新者,其身上儒、道、纵横家思想融会贯通,他既好纵横任侠,又好佛老神明,但儒家经典仍在其思想中占据主要地位。据其好友卢藏用所著的《陈氏别传》载:“(陈子昂)专精坟典。数年之间,经史百家,罔不该览。”传世之教的家学渊源奠定了儒学传统对其诗歌创作与人格修养的深远影响。作为唐代诗文革新的先驱,陈子昂的诗论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修竹篇序》一文中:东方公足下:文章道弊五百年矣。汉魏风骨,晋宋莫传,然而文献有可征者。仆尝暇时观齐梁间诗,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每以永叹。思古人常恐逶迤颓靡,风雅不作,以耿耿也。可见陈子昂对六朝至初唐文学中的绮靡颓风作了尖锐的批评,认为文章“古道”已失,今人创作迷失已久。“陈子昂对六朝诗歌所表现出来的批评态度,直接渊于他的儒家思想和儒家文艺观。……陈子昂是站在儒家的立场上来实行文学革新的。整个唐代诗文革新运动,几乎都是以‘贯道’的思想对前代的诗文进行变革的,陈子昂位于这个革新运动的前列,这就为整个革新运动的批评精神制定了基调。”[3]为了革除诗弊,一扫颓靡诗风,陈子昂将《修竹篇序》作为自己革新的宣言。一直以来,对陈子昂诗论的研究多认为其文学革新理论是以“兴寄”、“风骨”为中心。周子瑜在《陈子昂的诗论、诗作及其与魏晋六朝诗歌之间的关系》中指出陈子昂的诗歌复古理论的核心,并不是前人研究中一直着重关注的“风骨论”,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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