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强制行政行为理论下的行政约谈

作者:袁姗姗; 刊名:法制博览 上传者:刘信凯

【摘要】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的行政约谈,理论界却鲜有人问津,现有理论基础上关于其是否属于非强制行政行为难以达成共识,本文首先介绍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展背景,再通过非强制行政行为与行政约谈的特征进行对比分析,从而得出行政约谈是一种非强制行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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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非强制行政行为的发展背景“非强制行政行为”是一个出现较晚的行政法概念,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人们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强制性行政行为,如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等,由于实施成本高、适用范围有限等固有缺陷,已经无法全面适应社会治理的需要。在行政执法领域,非强制行政行为逐渐增加,并称为占主要地位的一种行政行为,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一现象表明,虽然强制性行政行为存在固有缺陷,但我们不应一味贬低,而是在强制性行政行为之外,另行添加一种与之手段和方式形成对照的非强制行政行为,如行政指导、行政奖励等,两种手段优势互补、刚柔并济,共同实现社会治理的目标。非强制行政行为是指行政主体在行政活动中针对相对人所实施的不带命令性或强制性的行为,或是由一定的行政主体依其职责权限主动发出的,不以强制相对人服从、接受为特征的行政行为,主要包括行政指导、行政合同、行政奖励、行政调解、行政给付等。(1)二、非强制行政行为与行政约谈的对比分析行政约谈是行政主体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问题的企业、社会组织等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沟通谈话,让其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表明态度并提出整改方案,在约谈后会形成约谈协议,由双方签字。整改是否到位需要依赖行政相对人的态度及后续采取的整改措施。从两者的概念来看,确实存在不少的共同点,行政约谈是否是非强制行政行为,下文将从非强制行政行为特征的角度作具体分析:第一,权利义务的协商性。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行政主体与相对人之间特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双方协商达成的契约和协议等方式产生、变更和终止。行政约谈中权利义务的协商性主要有以下表现:第一,行政约谈正式谈判前发出的约谈通知不具有强制力,被约谈人有自主选择权,行政机关不得强制。第二,行政约谈过程中,被约谈人可以说明理由并进行辩解,行政主体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适当让步,以促进约谈效果的实现。协商意味着行政约谈的双方可以就约谈内容讨价还价,直至双方都认为现有的条件可以接受为止。如果相对人不愿意参与约谈或者对约谈的结果不满意,可以拒绝在约谈协议上签字,行政机关不可强制相对人签字,只需在约谈协议上如实记录即可,不得将行政约谈转化为行政命令。第二,权利义务的非对应性。由于非强制行政行为主要是为相对人提供服务和帮助、授予特定的利益,因此各类非强制行政行为都是授益性行政行为,这类行为的目的是授予相对人权益,“不求回报”、不需要相对人履行相应义务。在面对相对人并未出现违法行为,或者有潜在违法可能的约谈中,行政机关通过提前给相对人打好“预防针”,提醒相对人要按照法律法规规范自己的行为,不需要相对人额外履行特定的义务,行政机关还可以对遵纪守法的企业、社会组织等适当的表彰,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第三,行为的双向互动性。在非强制行政行为中,相对人的意志得到了充分尊重。如,行政奖励需要相对人配合、接受才能实现;行政合同须依双方合意才能成立。当然,行政约谈也不例外。行政约谈对相对人不具有法律上的约束力,如果相对人不接受,行政主体不能借助国家强制力迫使其同意。接受行政约谈的结果必须完全出于相对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不受行政主体的意志支配;如果相对人对约谈的结果不服,行政主体既不能强制实施,也不能在今后的管理活动过程中对其有歧视的行为。如果行政主体和相对人的意志发生冲突,相对人的意志可以排除行政主体的意志优先实现。第四,行为的自觉履行性。一般而言,非强制行政行为缺乏强制执行力,主要依靠相对人的自觉履行。行政约谈结束后,双方签署约谈协议,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约束力,若相对人严格履行约谈中作出的承诺,约谈就是成功的。但是若相对人没有遵守或整改不到位,也不能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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