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美尔与戈夫曼:形式社会学的探索

作者:王晴锋; 刊名:南京社会科学 上传者:陈钧

【摘要】齐美尔与戈夫曼在研究主题、文风与方法论等方面存在诸多共通之处,他们的研究都是关于形式社会学的探索。齐美尔与戈夫曼都关注交互性和社会交往形式,在齐美尔看来,社会不是具体的实质,而是正在进行的交往过程,互动类型是纯粹社会学的研究目标,并应使社会互动的内容与形式相分离。戈夫曼研究的面对面互动系统类似于齐美尔的社交性,琐碎而普遍的拟剧管理是形式社会学极佳的分析例证。俩人都论述了互动形式与现代性条件下边缘性的都市特性以及个体对各种感官刺激作出的反应。概言之,齐美尔和戈夫曼践行的是"微小社会学",他们共同关注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形式社会学可以回应人们对齐美尔和戈夫曼的部分批评,诸如太过抽象、缺乏足够具体的经验事实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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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1918)和美国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虽然生活年代相差半个多世纪,但两者的研究旨趣却颇为相似。用默里·戴维斯(Murray Davis)的话说,戈夫曼“将迪尔凯姆的宏观人类学思想运用于齐美尔的微观社会学主题”(Davis 1997:378)。齐美尔和戈夫曼的社会学从类似的分析视角剖析类似的问题,最终得到类似的答案(Gerhardt,2003:144)。齐美尔涉猎广泛,毕生关注社会化形式,尤其是小群体的互动形式。戈夫曼是描述生活世界的行家,与芝加哥社会学派研究都市问题等宏大议题的传统不同,他醉心于微观人际互动。齐美尔与戈夫曼都致力于形式社会学的探索,他们的社会哲学都精于细致入微地描述日常现象,无意建构宏大社会理论,正是这种体验式书写“与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碎片化生命感觉相适应”(刘小枫,2000:13)。在具体的研究方法上,齐美尔与戈夫曼都采用非系统性的自然主义式观察(Manning,1992:142)。他们的研究促使人们思考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习以为常的领域,倘若没有齐美尔和戈夫曼,人们可能不会意识到这些琐碎事物的存在,而这些细微现象也不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对象。戈夫曼与齐美尔之间存在着学术传承关系。戈夫曼在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期,齐美尔社会学对那里的学术氛围有着重要影响。“三度分割”现象可以说明这种传承关系。1899-1900年,后来执掌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罗伯特·帕克(Robert E.Park)在柏林大学曾向齐美尔学习。20世纪20年代,埃弗雷特·休斯(EverettHughes)在芝加哥大学时期从帕克那里学习齐美尔的思想。20多年后,戈夫曼成为休斯的学生。休斯曾建议戈夫曼通过类比的方法寻找基本的社会类型,而齐美尔研究的正是不同的社会形式。我们从戈夫曼的著述中可以发现,他对齐美尔的思想颇为熟悉,并多次加以引用。在戈夫曼学术生涯的早期,尤其在他的《日常生活中的自我呈现》(1959)里,他明确承认与齐美尔存在经验方法上的相似之处。正是由于戈夫曼社会学的形式化特征,他甚至被认为是齐美尔的转世化身(Rock,1979)。本文主要从认识论、研究主题和方法论等方面探讨齐美尔与戈夫曼对形式社会学的共同探索,从中也可以看到戈夫曼与齐美尔之间存在的学术继承关系。一、认识论:“见微知著”在经典社会学家那里,马克思研究经济决定论和异化,迪尔凯姆研究社会规范和失范,而韦伯则研究理性和科层制化,他们都聚焦于结构性的宏大议题,而非日常生活的微观行动。然而,那些看似琐碎细微的人际互动同样具有重要的社会学意义。在这方面,齐美尔和戈夫曼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齐美尔而言,互动是社会过程的材料,而交互性使互动得以可能。在齐美尔生活的年代,人们仍致力于将社会学确立为一门具有合法性的独立学科。齐美尔认为,社会科学同样有必要研究那些在表面看来似乎是“微不足道”的关系与形式:有无数不太显著的关系形式与互动类型。单独来看,它们可能显得微不足道。但由于在现实中,它们嵌入于广泛的和正式的社会形态,它们独自生成我们所知的社会。将我们自身局限于更大的社会形态,这类似于旧的解剖学局限于主要的、边界清晰的器官,诸如心、肝、肺和胃,而忽略不计其数的、尚未被命名的与未知的各种组织。然而,如果没有这些组织,那些更明显的器官将无法构成一个活生生的有机体。(仅仅)基于主要的社会形态——它们是社会科学的传统主题,同样也不可能拼合成我们在经验中遇到的真正社会生活。如果没有这些无数细微的综合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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