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两晋宗室制度的时代特点、形成原因及历史影响

作者:张兴成 刊名:学术交流 上传者:郭燕

【摘要】晋代宗室推恩封在制度上单独成为一个系列,王国职官行政层次更加分明,国官员数趋于固定。晋代宗正亦号大宗正,管理皇族事务,同时在中央设置宗师,但宗禁宽简。宗室仕宦方面,晋代宗王出任地方都督并形成石函之制。凡此两晋宗室制度的时代特点均对十六国南北朝隋唐的政治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成为这些王朝宗室封爵制度、皇室继统制度、王国职官制度、宗室管理制度、任官制度的重要制度参照,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其政治发展方向和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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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宗室制度原本经典于汉魏旧制,但也因时制宜、自我作古,形成了自身的时代特点,虽然由于政治形势发展不同,也引起两晋制度在一百多年中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历史变化,表现出东西晋宗室制度的时代差异,即使如此,其一以贯之的共性仍是主要方面,兹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特就两晋宗室制度的历史特点加以揭示,对其形成原因试为探讨,同时对两晋宗室制度的历史影响略加分析,庶几能对两晋宗室制度有一宏观把握和较为全面的认识。一、两晋宗室制度的历史特点、形成原因相较前朝,两晋宗室制度时代特点主要表现在如下方面:在封爵方面,晋代宗室推恩封为五等爵,使得宗室推恩封在制度上单独成为一个系列,这是晋代宗室封爵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两晋宗室封爵的这一特点是如何形成的呢?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诸王所封土地、户邑较多,为避免王国势力的坐大,需要借助推恩制度加以限制、削弱,以避免对中央可能造成的威胁。”这一说法符合历史上推恩封制度实施的本意。不过,另有一种研究观点对理解此问题更有启发,这一观点认为:“在施行五等爵后,士族并非唯一的受益阶层,除士族外,包括司马氏宗亲(咸熙元年时)、曹魏宗室、曹魏功臣亦蒙其利;泰始改制后,尚有外戚(如杨骏)、宗室子孙推恩、平吴功臣等;但士族仍为当时受封五等爵之主体。……至于在魏末晋初无法获得五等爵者,多为与司马氏关系相对疏远之士及曹魏旧臣。”[1]这一说法的意义在于将五等爵与特定的政治阶层联系起来。结合以上两种说法及相关历史背景,可以认为,晋代宗室推恩封五等爵的做法,其实是在咸宁三年“非皇子不得为王”的制度规定确立以后,非皇子的宗室成员封王的路径因此被阻断,但晋王朝也不能完全取消宗室成员封爵特权,将非皇子的宗室成员视同于一般庶姓,让其通过军功、事功获得封爵,故而两相折中,让宗室通过推恩封获得优于列侯爵的五等封爵,将其与其他司马氏功臣等一同置入核心拥戴集团,这其实仍然是一种政治优待,不过这已经是一种退而求其次的恩泽,是在保障皇权不受威胁的前提下给予的政治礼遇。在王国职官制度方面,晋代王国相改称内史,王国职官系统化,如王国三卿、王国军队世减制度形成、王国将军常设、左右常侍分置等,这些都是晋代王国制度的重要特点。两晋王国职官制度这一特点的形成应是晋代最高统治者在任用宗室同时又力图防微杜渐的制度反映。汉魏、魏晋之际,由于特殊的政治背景和政治格局,遂形成了魏武、晋文故事。《晋书》卷八十六《张骏传》:“群僚劝骏称凉王,领秦、凉二州牧,置公卿百官,如魏武、晋文故事。”可知魏武、晋文受封为王后备置公卿百官。又《晋书》卷一二五《乞伏乾归载记》:“署其长子炽磐领尚书令,左长史边芮为尚书左仆射,右长史秘宜为右仆射,翟瑥为吏部尚书,翟勍为主客尚书,杜宣为兵部尚书,王松寿为民部尚书,樊谦为三公尚书,方弘、曲景为侍中,自余拜授一如魏武、晋文故事。”这则史料更为清楚地显示出魏武、晋文称王时亦设备置尚书诸职。事实上曹操为王、曹丕继嗣魏王时,王国设置相国、御史大夫、奉常、郎中令、大理、大农、宗正等官,晋文辅魏时,亦置御史大夫、侍中、常侍、尚书、中领军、卫将军等官。[2]44魏武故事对于晋武帝而言实属殷鉴不远,而晋文故事对晋武帝而言则属于亲历之事,崇重的王爵往往成为皇权禅代的阶梯,同姓王国职官经过汉景帝、汉武帝的着力调整,其职名、禄秩、员数与天子诸官已经迥然不同,但汉魏、魏晋的政权更迭致使异姓王国的职官规模、名称、员数、秩品等与中央诸职日益混同。晋武帝成功实现魏晋禅代后,对异姓王国职官规模的膨胀及其意味心知肚明、记忆犹新,虽然晋武帝有鉴于曹魏苛禁宗室而泰始初年即大封诸王,同时他也不得不防患于未然,尽量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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