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之契合点

作者:冯石岗;王洋 刊名:广东广播电视大学学报 上传者:唐军文

【摘要】马克思主义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自然观方面的契合表现为,对历史采取扬弃的态度的辩证思维,理论密切联系社会现实的"实践哲学",构想世界发展愿景和实现路径。马克思主义将共产主义作为实现美好愿景的现实途径,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实现愿景的路径上却没有建设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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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观不是研究自然演变的脉络,而是研究人对待自然的态度,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往今来,自然观问题从未因时间的流逝而被世人所忽视。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经济飞速发展,生态问题也随之而来。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又重新的摆在世人眼前。自然观问题不仅是科学界的重要课题,更是当今哲学文化的共同议题。在众多哲学观念中,马克思主义和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自然观上有许多契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深刻影响着人类未来的选择路向。一、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阐述名噪西方并大有流行世界趋势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哲学是后现代主义哲学流派之一,它通过对现代化的负效应进行批判和反思,力图重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和人与他人的关系,帮助世人找到一条积极的发展路向。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以“建设性”和“问题意识”自居,所针对的问题都是与人类的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所提出的理论主张也无不是围绕人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关系展开的。尽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中没有明确提出“自然观”这样的词语,但其整体有机论、有序的时间观、平权多样论、生态后现代主义等观点中无不渗透着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阐述。将其理论中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论述加以总结,将有助于从宏观上把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在自然观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首先,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人与自然的“同一性”,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内在的、本质的、构成性的关系。大卫雷格里芬认为“:个体与其躯体的关系、他(她)与较广阔的自然环境的关系、与家庭的关系、与文化的关系等等,都是个人身份的构成性东西。”[1]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反对现代社会崇尚的人类中心主义,反对人是万物的主宰的主张,抨击现代人为了满足自身利益的需要对自然进行掠夺的行径。他认为“:世界的形象既不是一个有待挖掘的资源库,也不是一个避之不及的荒原,而是一个有待照料、关心、收获和爱护的大花园。”[2]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全球伦理“:若一事物保护生物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它准是对的;反之必错。”[3]其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可持续发展观。他们认为,现代社会之所以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代人缺少了对过去的尊重和对未来的关切,仅仅将眼光局限于当下的微薄利益。现实根植于过去之中,未来也同样根植于现在。我们现在之所以能利用自然界的财富,是源于大自然几十亿年的物质堆积、转化和生成,源于祖先对自然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倘若我们忽视了未来子孙的利益而对自然进行过度开发,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我们的后代将尝到我们种下的苦果。因此,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倡导将过去、现在和未来统一起来,希望在现实中怀有对过去的深深敬意和对未来的浓浓关切,将有序的时间观贯穿于生产生活的始终。再次,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站在宇宙链条关系的视角坚持生态后现代主义。斯普瑞特奈克在《真实的复兴》中指出现代性对“真”造成的伤害把人看做是生物机器,将地方看作是未被开化的先民,视自然为外在的。斯普瑞特奈克将所有的存在物用一个宇宙链条关系来表示:宇宙地球大陆民族生物区社团邻居家庭个人。人类是处于这个链条中的一分子,绝非凌驾于万物之上的存在物。她强调身体、自然和地方是我们智慧和活力的源泉,呼吁身心关系的整体论思想,强调了自然与人的内在统一关系,强调人是嵌入在自然和文化环境中的存在物,人与“地方”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地方作为相关的生态和社会文化背景对人产生着微妙的影响。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诚然,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19世纪在对机械自然观和德国自然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1848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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