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女人的困境——浅析《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女性形象

作者:邬婷婷 刊名: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 上传者:王康

【摘要】通过分析《我不是潘金莲》中的女性形象,认为东方的女性从来都是沉默的,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听不到女性发出的声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被父权、夫权所剥夺,从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寓所,我们终其一生所要追寻的不过是自身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人的话语权一旦丢失就会陷入恶魔的私语,当一切都变成了荒谬的存在,人类的语言就变成了存在的牢笼。荒谬离奇的故事只是生存的表象,故事背后才是生活的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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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奥普莱为《黑暗的心》写序时说道:“黑暗有众多的意思,它是未知的事物,是潜意识;它也是一种道德上的黑暗,是吞没科兹的邪恶,是它认为处于存在的中心的那种性灵上的空虚;最重要的,它是神秘本身,是人类精神生活的神秘性。”[1]生活本身就是一段探寻存在价值的旅程,不论是在道德上、心灵上还是在人的潜意识中,渴望手握权利的法杖支配众人是人类最原始的欲望,也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它被“极权主义”所支配,在黑暗的此岸寻找出口,最终却永堕黑暗的地狱,这是现代社会的存在现状。《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选择站在生活的风口浪尖,企图用自己微薄的力量来打破沉闷的黑暗,用自己的生命去捍卫生存的价值。李雪莲的存在是荒谬的,但她的荒谬又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生活的逻辑本就是荒谬的存在,在这个服从的世界里,当她选择打破这个世界的规则时,这个世界也必然将其抛弃。“极权主义”社会将她的生活扼杀在摇篮中,所以故事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种略带苦涩的喜剧。这一喜剧现代性的呈现并不是与悲剧所对应的,这里的喜带着人生的苦涩与无奈,本该让读者同情的受害者变成了一个在命运舞台上“插科打诨”的“丑角”。本该诉求安慰的李雪莲在生活阴影的遮蔽下连最后诉求安慰的权利也失去了,而剥夺她话语权的不是别人正是她自己。一、存在的困境东方的女性从来都是沉默的,没有权利进行自我言说,所以在中国千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听不到女性发出的声音。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话语权被父权、夫权所剥夺,从而沦为男性的附属品。《我不是潘金莲》的女主人公李雪莲虽然敢于反抗权力,坚持自我,但是从她身上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女性的觉醒,而是女性生存的困境。李雪莲执着于上访的最初原因是被前夫秦玉河欺骗而离婚,她咽不下这口气,她觉得自己被欺骗,她需要有人证明这场骗局她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但是当她的行为被整个社会当成笑话来看时,李雪莲才真正陷入困境。正是这种困境逼迫李雪莲自我觉醒,在反抗强权时表现出积极的主动性,她作为自己的主人,代表个人进行自我言说。米兰昆德拉说:“小说不研究现实,而是研究存在。存在并不是已经发生的存在是人的可能的场所……小说家发现人们这种或那种可能,画出‘存在的图’。”[2]寻找的过程是生命与拯救的过程。生命意识的存在是其摆脱生存困境,获得生存自由的必要条件,但李雪莲其存在本身并不具备这种觉醒的条件,她只是在自我本能的引导下进行反抗,而促使她奋起反抗的最终原因还是为了维护自己作为女性存在的价值载体家庭。在这里李雪莲不再是一个清醒的反抗者,她是众多沉默的东方女性中的一员,在男权社会里沦为了生育的工具却不自知。李雪莲离婚的原因是为了能够为丈夫生一个儿子,为了躲避计划生育顺利将儿子生下来,她才选择了假离婚。这个由李雪莲一手导演的故事反而使李雪莲的存在成为一场闹剧。就像《一句顶一万句》的荐言所说:“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3]在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中,女性的存在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固定的符号意象,是被抽空了内容的物化形象。她们在男权社会中处于附属地位,这种符号意象被权利所有者强制性地赋予其柔弱、顺从的个性。她们是男权社会中最卑微的存在,其生存意义并不是作为人的生命个体而存在,而是一种物质的存在,是社会和家庭的牺牲品。这种根深蒂固的传统隐藏于女性的潜意识之中,当这一认识为社会乃至于道德所接受时,女性个体企图凭借个人的能力去反抗,无疑是以卵击石。李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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