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研究综述

作者:吕宏伟; 刊名:党史文苑 上传者:王韶红

【摘要】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我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各方面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主要研究课题包括: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起源的研究,批判过程中涉及文艺界、史学界、哲学界和经济学界的研究,以及对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产生的影响的研究。这些研究比较全面地梳理了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起源、过程、范围、影响,但总体上看,整体性研究不足,研究方法和视角较单一,深化研究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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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概况20世纪60年代前期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对我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各方面学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大量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学术界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最早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第一阶段是伴随着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而产生的。第二阶段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研究基本为空白。第三阶段是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国内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逐渐展开,并取得了很多突破性研究成果,但回忆性、纪念性的文章较多。第四阶段是新世纪以来,研究的新视角越来越多,多个学科开始介入研究,特别是文学领域内的研究比较成熟。二、研究中涉及的主要问题(一)关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起源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不是偶然的,有着深刻的国内国际影响因素,探寻这场意识形态大批判的起源,是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大多数研究者是从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和国际上反修防修的角度来分析的。戴知贤认为,主要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是国内原因。这一时期,党中央在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没有得到彻底纠正,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来,党内“左”倾思想迅速发展,毛泽东提出要进行政治思想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是国际原因。1962年随着中苏关系恶化,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的封锁政策,国民党反动派叫嚷“反攻大陆”,在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激化,加重了决策层对国内阶级斗争严重性和危险性的估量,毛泽东的注意力由经济建设转向政治思想领域,由党外转向党内。也有学者从毛泽东滋生的个人专断作风角度来分析。此外,部分文学界的研究者从毛泽东的文学思想角度进行研究。(二)关于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过程的研究。对20世纪60年代前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过程的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多数研究者从具体的批判对象分析这一时期意识形态领域批判的具体过程。1.对涉及文艺界的批判所进行的研究。(1)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以文艺界为开端的原因。多数研究者从文艺指导思想的“左”的错误进行分析,从毛泽东关于两个文艺问题的批示入手,主要观点认为: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问题后,他的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对文艺形势产生直接重大的影响。(2)对批判小说《刘志丹》的研究。学术界形成的初步共识,小说《刘志丹》被定为“反党”是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批判的先河。王庆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把李建彤的长篇小说《刘志丹》打成“为高岗翻案的反党大毒草”,并引出毛泽东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的批示,由此打开了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批判的政治缺口。(3)对批判“时代精神汇合论”“中间人物论”“现实主义深化论”的研究。学者们对于这方面的研究,基本围绕着对邵荃麟的批判作为分析的逻辑脉络。文学界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以被批评者的文学观点为主要述评内容,重在理清文学批评与文学生产的关系。二是比较创新地将这一时期以对邵荃麟批评为代表的文学批评纳入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这一阶段文学批评的考察中。曹霞指出: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置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民族国家的建构与发展过程中,多维度地呈现文学批评功能和角色转换过程中所包含的政治与文化的复杂性,有利于厘清对中国当代文学批评发展规律和原生状况的认知[1]p1。(4)20世纪60年代前期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研究者是从制定《科学十四条》《高教六十条》《文艺八条》三个工作条例入手,将调整中国共产党同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作为研究重点。研究内容主要涉及关于知识分子的“红”与“专”的问题、双百方针问题和党的领导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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