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黑格尔论任性与自我决定判准的适用性

作者:陈浩 刊名:《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上传者:杨洋

【摘要】黑格尔断言,自由主义意义上的选择自由——任性,由于不是主体具体理性自我决定的结果,因而不是自由的体现。问题在于,具体理性不是主体的先天自然属性,而是一种需要发展实现的后天社会属性,其在黑格尔所设定的任性阶段尚不存在,这使得从理论上讲,黑格尔无法运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作出判定。要想运用自我决定判准,任性阶段必须既要能将(1)“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同时并列呈现,亦要能确定(2)只有“具体理性”才是与主体相互同一的唯一因素。不过,如果我们能够证明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时运用了双重视角理论--参与者视角与旁观者视角,那么就有理由认为,黑格尔在任性阶段通过对尚不存在的具体理性的提前“预支”,满足了运用自我决定判准所需要的两个条件,从而成功克服了任性阶段下自我决定判准不能成立的理论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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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判定“任性”(Willkr,arbitrariness,一译“选择自由”)是否自由的体现,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曾经提出两种关于自由的判定标准(以下简称“判准”),一种可称为“自我决定判准”(Self-determinationCriterion),关注主体在活动所构成的因果序列中是否充当第一因,强调只有理性自我决定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体现,而任性不是理性自我决定的活动,所以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1](P25-26)另一种是“智性主义判准”(IntellectualismCriterion),重视主体能否认识并选择理性对象,强调只有以理性因素为对象的活动才是自由的体现,而任性以感性因素作为自身对象,所以任性不是自由之体现。[2](P26-27)自我决定判准强调主体和自律,智性主义判准关注对象和他律,两者之间似乎存在显著的矛盾与对立。1我们之所以会认为黑格尔关于自由的两种判准之间存在这样的矛盾和对立,是由于我们忽视了黑格尔在“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之间所作的明确区分,误将上述两种判准中的理性概念理解为没有自身内容、无法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的形式理性。相反,如果我们选择将上述两种判准中的理性理解为拥有自身内容、能够在活动中进行自我决定的具体理性,智性主义判准就可以被解读为自我决定判准的一种变体,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两种判准即可统一为自我决定判准,其间的矛盾亦可以自然化解。问题在于,引入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的区分是一把双刃剑,它在化解自我决定判准和智性主义判准之间矛盾的同时,亦带来了异常棘手的难题。其中最为显著的是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在任性阶段下不能兼得并备所引发的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的适用性难题。在笔者看来,区分两种理性所带来的自我决定判准的适用性难题,其本质上是一种误解,因为黑格尔在讨论任性是否自由之体现时,曾同时使用了“参与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参与者视角的有限性使得在任性阶段只有形式理性,我们无法使用自我决定判准对任性行为加以判定;而依据全能的旁观者视角,我们可以提前使用理性阶段所发展出的具体理性,将自我决定判准运用于任性阶段,从而克服自我决定判准对于任性阶段的适用性难题。根据这一思路,本文计划分为下述三个部分:(1)概述两种理性各自的特性,形式理性意指无需发展实现的先天自然属性,具体理性意指需要发展实现的后天社会属性;(2)阐明区分形式理性和具体理性为什么会引发自我决定判准在任性阶段的适用性难题;(3)论证引入参与者与旁观者双重视角理论,对于克服自我决定判准适用性难题所可能具有的积极意义。一、两种理性的区分讨论黑格尔对于理性的区分,必然要涉及黑格尔对“自我决定”(Selbstbestimmung,self-determination)这一核心概念的认识。相比于康德,黑格尔对自我决定概念的讨论更为复杂。黑格尔一方面肯定了康德式进路,承认从作为构成活动之因果序列的主要动因入手理解“自我决定”概念这一进路的优势,强调主体在因果关系中充当第一因对于自由实现的重要性;另一方面,黑格尔亦认可亚里士多德式进路,吸收了从潜能和现实切入解读“自我决定”概念进路的长处,认为主体在对象中的自我表现(self-expres-sion)构成因果关系最为显著的体现。基于对“自我决定”概念的这样一种复杂理解,黑格尔不满康德对实践理性所作的纯粹“形式性”(for-malism)、“空洞性”(emptiness)、局限于抽象“自我反思能力”(abstractreflection)的界定。在黑格尔看来,康德所追求的是一种缺乏自身内在内容的形式理性,这种形式理性即便侥幸有可能在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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