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外交礼仪略论

作者:王开玺 刊名:外交学院学报 上传者:夏涛

【摘要】外交礼仪是各国在长期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 ,是外交活动中必不可少的形式或环节 ,与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紧密相连。中华民族自古即重礼好义 ,号称礼仪之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东渐而来后 ,与清王朝发生过多次外交礼仪之争。中外礼仪之争 ,原本基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 ,是可以通过外交磋商途径逐渐消除的。清廷要求外国公使对清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无疑是错误当改的 ,但西方列强将其外交礼仪模式强加于清廷 ,甚至以此作为侵略借口 ,更属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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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续文献通考》说:“迄乾隆五十年,我为上国,率土皆臣,无所谓外交也,理藩而已”。其意思是说,乾隆五十年(1785)以前,中国虽同外国有过一些,甚或密切的交往,但多为中华文明圈内的封建国家关系,并非近代的,更非现代的国家外交。以1793年英国马戛尔尼使团来华为标志,中国始与西方国家发生了略具近代意义的外交关系。此后,炮舰政策和强权外交构成了西方国家对华外交的主要内容,而由于中西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所造成的礼仪形式的不同,又往往成为他们讹诈口实,有的西方学者甚至将鸦片战争爆发的原因归结为是清廷要求外国人叩头而引起的。对此,我国学者虽持否定态度,但尚未见有关中外礼仪的专论文章。笔者草就拙文,以为引玉之砖。一、外交礼仪概说人们在使用“礼仪”一词时,一般很少注意“礼”与“仪”有何差异。其实,这二者之间既有密切的联系,又有很大不同。说它们有密切的联系,是因人们“行礼”、“致礼”,总要通过一定的形式,即仪节、仪式表示出来,“仪”与“礼”如影随形,密不可分。例如,在中国远古时代,“行礼”往往是与“敬天”、“祭祖”等仪式相联系而又时常混淆的。说它们有很大的差别,是因为所谓的“礼”,是为礼节、礼数的意思,主要是区分致礼的程度或等级。即人们应根据接待、交往、致敬对象不同的身分、地位及亲疏关系给予不同的礼遇。若所给的礼遇较其所应享的礼遇为低,是为不及、不周,即礼数不够,谓之失礼。但也不能过之,否则即是为礼无节。所谓“仪”,是致礼的“仪式”、“方式”。例如,静默、唱赞、躬身、叩头等不同形式。因此就二者关系而言,“礼”更多地反映彼此关系的内在实质内容,“仪”仅是一种外在的仪节形式。大约2500年前,我国的哲人就对二者给予了明确的区分。《左传昭公五年》记载:“(鲁昭)公如晋,自郊劳至于赠贿,无失礼。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检阅《左传》、《荀子》等中国古代典籍,可发现其中许多地方对“礼”与“仪”,作了明确的区分。所谓“礼之质”,“礼之本”,“礼之实”等,即乃“礼”的内在本质内容;所谓“礼之文”,“礼之容”,“礼之貌”等,即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即所谓的“仪”。外交礼仪是各国在长期的对外交往中逐渐形成的。严格说来,外交礼仪只是外交活动得以开展的一种形式,并不构成外交的实质内容。然而,它又决不是无足轻重,可有可无的。一个国家,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或为了某个特定的外交目的,对不同的国家常常给予不同的外交礼遇。这种不同的外交礼遇,是该国和交与国间现存国家关系的直接反映。例如,古罗马帝国就曾将来至本国的外国使节区分为敌国使节与友国使节两种。对于敌国使节,令其暂住于罗马城外,等候罗马元老院是否给予接待的消息。若元老院决定不予接待,则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离开帝国国境;如若元老院决定接待,则接见的地点也在城外。这样做,当然一方面可能有严防敌国使节窥探本国虚实的军事防范目的,但另一方面也无疑具有非常明显的外交示意性质。对于友国的使节则大不相同。一般情况下,均有地位相当的帝国官员陪同迎送,享有被接见、被邀请参观,或应邀出席宴会、庆祝大会等优隆的礼遇。同时,外交礼仪又是该国向其交与国传递表达对目前两国关系满意与否及其程度的一个信息,是对两国今后外交关系的企盼与暗示,或是为取得某种外交效应、外交目的的一种手段。例如,1895年初,清政府因战败而派遣“全权大臣”张荫桓、邵友濂赴日本广岛议和。日方在第一次会谈时即声称中方代表全权不足,拒绝谈判。其后又无视清政府补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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