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地名研究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399.00KB 文档分类:历史、地理 上传者:姚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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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陈桥驿 

【出版日期】2000-09-30

【刊名】中国地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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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土地广袤,历史悠久,自从甲骨文的时代开始,就有了用文字记载的地名。几千年来,我们积累的各种地名,是一个无法估计的巨大数字。巨量的地名,假使没有历代以来古人的整理,这对后代将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所幸的是,中国从先秦起,就有研究地名的传统,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所以虽然随着朝代的嬗递和领域的扩大,地名数量日益增加,但是由于先秦以来的地名研究传统,使后代对不断增加的地名,进行不断地研究整理,从而获得了举世罕匹的成果。 先秦以来中国的地名研究,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是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第二是地名的沿革变迁研究,第三是地名的渊源来历研究。从先秦文献到两汉文献,记载了这三个方面地名研究的大量成果。这些文献,不仅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奠立了基础,而且也为后代的地名研究创造了一种典范,赋予了一项责任。让后代学者明白,地名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而的重要意义。对于不断增加的地名、假使不及时研究整理,其后果是很严重的。 现在将上述三个方面的研究作一简要的阐述。 首先是地名的地理位置研究,也就是把每一个地名进行定位。这是古代地名研究中最重要的课题,其所获得的成果也最为丰富。对于后代来说,古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实在至关重要。可以设想一下,假使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千千万万地名,都没有地理位置的考证和记录,那么,面对这一大批无法落实的地名,我们将会束手无策。不仅是对于地名学研究,对于其他许多学科的研究和实际工作,都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当然,每个地名的出现,原来都是有地理位置的。但是古代不可能像现代一样地用有经纬网格的地图落实这些地名的精确位置。即使有地图①,当时的粗略示意图,估计也收容不了这许多地名。所以我们必须利用文献。正是由于这些古老的文献,使这一大批距离我们最邈远的先秦地名免于流离失所。现在我们尚可披检的有关地名的先秦文献,主要有《诗经》、《尚书·禹贡》、《周礼·职方》、《山海经》、古本《竹书纪年》、《穆天子传》、《吕氏春秋》、《越绝书》②等。在两汉,主要有《史记》、《汉书》、《说文解字》、《尔雅》等。这些文献为我们积累了古人研究地名的地理位置的大量成果。古人采用各种方法让地名定位,其中用自然地理实体如山岳、河川、海洋等以确定区域、城邑等等地理位置,是先秦文献中常用的定位方法,而《禹贡》是这方面很杰出的一种。《禹贡》是我国人假托夏禹治水神话的作品,虽然所谓“九州”绝非夏时疆域,但作者以自然地理实体来确定每一州的地理位置,这是“九州”之名能够长期流传的重要原因。例如“济、河惟克州”,“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等,兖州、青州、徐州等州名,就这样以海、泰山(岱)、济水、黄河等自然地理实体作了定位。《职方》把黄河作为豫、兖、冀三州的定位依据,即“河南曰豫州”,“河东曰兖州”,“河内曰冀州”。《兖氏春秋》对“九州”的定位,比《职方》又进一步,它不仅依据黄河,而且还依据济水和汉水,即“河、汉之间为豫州”,“两河之间为冀州”,“河、济之间为充州”。用河流为“九州”定位的研究到汉代的《尔雅》就更趋完善,它不仅扩大了对黄河、济水的定位依据,并且涉及汉水和长江,即“河西曰雍州”,‘双南曰荆州”,“济东曰徐州”,“江南日扬州”。 “九州”在当时其实是并不存在的地理区域,其地名属于虚构。既然虚构的地名可以用自然地理实体定位,那么,实际存在的地名,当然更可以借助于自然地理实体以确定它们的具体地理位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中国第一批出现的都会,就常用这种定位方法:“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燕,亦勃、确之间一都会也”,“临淄,亦海、岱之间,都会也”。司马迁就这样用漳水、黄河、勃海、竭石山、泰山等自然地理实体为一批古代都会确定了地理位置。从《禹贡》到《史记》,先秦和两汉的文献,在它们对地名的研究中确立了以自然地理实体为地名定位的典范。 如上所述,“九州”是虚构的地名,但自然地理实体却是稳定少变的,所以“九州”虽然虚构,由于为它们定位的自然地理实体的稳定性,它们也因此长期地稳定下来。既然“九州”地名获得稳定,它们就反过来成为各种自然地理实体如山岳、河川。湖泊之类的定位依据。早在先秦,《职方》就采用了这种定位方法,其所记叙的“扬州”:“其山镇日会稽,其泽该曰具区,其川三江,其浸五湖”,它记叙的“克州”:“其山镇日岱山,其泽该曰大野,其川河、济,其浸维、庐。”各种自然地理实体如会稽山。具区(太湖)、泰山、大野洋等等,都按“九州”的境城各得其所。既然像“九州”这样的虚构地名可以把许多山岳、河川收归己有,则确实存在的区域地名,当然可将这个区域内的一切自然地理实体以它们的名称进行定位。例如《汉书·地理志》颖J;!郡阳城县:“阳城山,遍水所出”,常山郡石邑县:“井隆山在西,7交水所出”。这样,汉代全国的大量山名、水名,都同阳城山、清水、井隆山、S交水一样,以当时实际存在的郡县确定了地理位置。与《汉书》同时的《说文解字》也采用这种方法让自然地理实体定位,例如“葛峰山,在东海下都”,“合斤山,在冯翊池阳”等等③,不胜枚举。《汉书》和《说文》为以后一切正史、全国总志、地方志等作出了范例,全国多多少少山水破湖井泉,都为相关的州、郡、国(郡国、侯国)、府、县、邑确定了它们的地理位置。此外,从《汉书·地理志》以来,中国历史上多多少少州、郡、国(郡国、侯国)、府、县、邑,都按《汉志》采用的方法,以辖属关系,确定了它们的地理位置。 除了上述利用自然地理实体和各级行政区划作为地名定位的依据外,古人也采用计算几个地名之间的里程来确定这几个地名的地理位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都是这样。《南山经》说:“南山之首曰维山,招摇之山”,从此,分别以里程列举了堂庭之山、援翼之山、优阳之山、抵山、宣爱之山、基山、青丘之山、宾尾之山共十座山名,最后把各山之间的里程总和作为这种地名定位的总结:“凡雄山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穆天子传》中出现的许多地名也都是用里程定位的,例如此书卷四:“自阳纤至于西夏氏,二千又五百里”,“自西夏氏至于珠余及河首,千又五百里”。当然,这些先秦文献所提出的里程数字,如我在拙著摘p道元评传》④中所说,“其间包括了大量的假设和想像”。是并不可信的。在先秦文献中,用里程作为地名定位依据的唯一可信的著作是《越绝书》,此书卷二《吴地传》与卷八《地传》两篇,如前人所论,具有地方志的性质⑤,其所记叙的是今苏州和绍兴两个小地区,诸如“虎丘北莫格家,古贤者避世家,去县二十五里”(卷二),“浦阳者,句践败失众演于此,去县五十里”陆八)。例子甚多,不胜枚举,都是比较可靠的。不过,即使是《山海经》和《穆天子传》那种明显虚构的里程,但其方法还是值得称许的,因为这是一种计量的方法,用以作为地名定位,具有更大的精确性。这种方法对后世的地名定位研究有很大影响,六朝以降,中国的大量地理书,常用里程数字为地名定位,由于这一时期的地理书和以往不同,都是有直接或间接的实践基础的,因此这些文献所提出的里程数字都是比较可靠的。在没有经纬网格地图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依靠里程数字的方法,让大量历史地名获得相对准确的地理位置。 中国古代的地名定位,还有一种在世界地名学史中唯我独有的地名定位方法。即是以山岳或河川的相关位置,作为与之紧邻的城邑的定位依据,即《谷梁》信公二十八年所载的:‘水北为阳,山南为阳”。这就是中国地名中至今大量存在的所谓“阴阳地名”,地名本身就表示了它的地理位置。既然《谷梁传》记载了这种地名的命名方法,说明由来已久。在最古老的先秦文献之一《诗经》上,这种地名就常有出现,如“在南山之阳”(《召南·殷其雷》),“我送舅氏,曰至渭阳”(《秦风·渭阳》),“居歧之阳”(《大雅·闷宫》)等等。《穆天子传》也是这样,如卷一“北循借沦之阳”,卷二“赤水之阳”等等。这种以山南水北为阳,山北水南为阴的地名定位方法,后来就广泛应用,甚至用于域邑以外的区域地名,如《史记·货殖列传》“泰山之阳则鲁,其阴则齐”。当然,在数量巨大的历史地名中,这类地名毕竟还是少数。 除了用“阴”、“阳”表示地理位置命名外,其他还有不少经常用于表示地名位置的词汇,例如《诗·周南·汝挪:“遵彼汝土贫’,《诗·卫风·淇奥》:“瞻彼淇奥”,《诗·王风·葛瑞:“在河之符”。《穆天子传》卷四:“黑水之阿”,“阳纤之东尾”等等。这里的“浓”、“奥”、“沏”、“阿”“东尾”等,都代表一定的地理位置o,常常用以确定地名的定位。至于东南西北,上下左右等方位词,在古代地名上更为习用,不必赘述。(待续)中国古代的地名研究@陈桥驿①《汉书·地理志》在琅邪郡长广县及代郡班氏县下,曾经两次引及《秦地图》。姚振崇《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五引及《汉舆地图》及王莽■《地理图簿》。顾■三《补后汉书·艺文志》卷五引及《司空郡国舆地图》。侯康《补汉书·艺文志》卷三引及张衡《地形图》一卷。均为先秦及两汉地图,上述诸图均已亡佚。 ②《越绝书》旧题会稽袁康撰,同郡吴平定。袁吴均东汉初人。但历来学者考证,此书实为先秦文献,经袁康、吴平辑录而流传。参见陈桥驿《关于<越绝书>及其作者》(《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点校本《越绝书》卷首陈桥驿序。二文均收入陈桥驿著《吴越文化论丛》,中华书局1999年出版。 ③《说文解字》卷九下,山部。 ④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出版。 ⑤清毕沅乾隆《醴泉县志序》;“一方之志,始于越绝”。朱士嘉《宋元方志传记序》:“《越绝书》是现存最早的地方志”。 ⑤据《十三经注疏》,“土贲”,涯也;“浒”,同涯,“奥”,隈也。据《康熙字典》引《玉篇》:“阿”,水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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