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机构的政府救助与监管声誉:一个理论框架和现实解释

资源类型:pdf 资源大小:192.00KB 文档分类:经济 上传者:许宝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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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巴曙松  陈华良 

【关键词】声誉 政府救助 监管 法制 

【出版日期】2005-04-15

【摘要】在金融市场上,政府监管的声誉反映了对金融机构的威慑力,针对金融机构的违规破产,政府不合理的救助行为会极大损害其监管声誉,降低威慑力,同时金融机构道德风险的产生和违规概率加大会造成政府救助成本的进一步增加和社会总财富的持续减少。本文通过简化的KM RW模型分析了这一过程,并认为这一现象实质上反映了中国金融市场秩序和法律秩序深层次的矛盾冲突,应当积极建立承诺可信的规范的监管秩序。

【刊名】海南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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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金融改革的不断深化,一些金融机构陷入困境,其中大部分出现问题的金融机构都不同程度地从政府获得了救助,尽管这种救助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从目前的趋势看,这种政府救助甚至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滥用的趋势。从监管的角度看,这种救助究竟会产生哪些市场影响、反映了哪些值得改进的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一、问题的引出近年来,无论是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清理,还是证券公司的接管,越来越依赖于中央银行的再贷款。这样的救助行为,相当于央行利用“最后贷款人”职能来投放基础货币,实际就是把部分金融机构的不良贷款“货币化”(谢平,2004),由此产生的隐性财政赤字货币化和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容易让金融机构产生道德风险,这种在机构利益主导下过于强调社会稳定为首要目标的监管思路,使得监管机构最基本的任务反而退居其次。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多数基于政府救助助长了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的视角(张维迎,2001),但是政府不断救助所带来的后果也大大降低了政府监管的声誉,导致其公信力的降低。于是有些金融机构认为监管当局对他们的处置决心不足,就用扩大资产负债的规模来掩盖旧有的经营问题(周小川,2004)。本文试图从监管者的角度探讨其救助行为对监管声誉的损害。二、已有的研究综述声誉是一种保证契约能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机制(A.Sm ith,1763),现代经济学在20世纪80年代理性预期假设得到普遍认同、博弈论理论得到广泛应用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基础上,形成了有关声誉制度研究的丰富文献。Stiglitz(2000)指出由于契约是不完善的,而且执行起来也需要成本,因而对于信息不对称下的激励问题只能提供一个不完全的解决办法,其中声誉在提供激励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Kreps、M ilgrom、R oberts和W ilson(1982)的开创性研究证明了声誉在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过程中对合作均衡的促进作用,由此建立的KM RW模型成为声誉研究中的重要参考。Fudenberg和Laffond(1982)对该模型作了简化而更具一般性。之后该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各个领域,如Tirole(1988)将其引入产业组织理论研究了不完全信息下市场进入中的声誉问题。声誉模型在政府行为研究中同样获得广泛应用Barro和Vickers(1986)在货币政策研究中使用K M R W模型证明了如果公众有关政府偏好的信息是不完全的出于声誉方面的考虑,政府可能选择不制造通货膨胀即使政府的任期是有限的(因而博弈重复的次数是有限的),Agenor和M ason(1999)进一步对政府声誉和政策信誉进行了开拓性研究,提供了一个可检验模型,研究声誉如何影响公众预期。李军林(2000)从国有企业内部经营者与所有者之间博弈关系的角度,构建了国有企业经营者正规的声誉模型——一个非完全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析了声誉对国有企业经营者的激励效应以及声誉与国有企业经营绩效之间的关系。周好文、陈璐(2004)认为声誉机制的建立可以降低银行与监管部门之间信息不对称的程度和风险发生的概率,并运用K M R W模型解释了不对称信息下银行声誉机制减少违规动机的过程特别是戴金平、万志宏(2000)在固定汇率制度稳定性问题上引入改进的Barro-G orden货币政策模型揭示了由于政府声誉对弱政府主动性贬值决策的影响,固定汇率制度也呈现“自我实现”的特性。尽管如此,将声誉模型运用于监管领域的文献还并不多见,Boot和Thakor(1993)通过建立一个两阶段的银行资产选择和政府监管的动态博弈模型及其均衡,阐明了监管者在追求自我利益(self interest)而非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过程中有动机强化自己的声誉,这一动机影响了银行的破产政策并增强了存款保险基金的责任。陈学彬(2003)对政府监管和声誉给出了完全信息静态博弈模型和非对称信息动态博弈模型,分别讨论了中国金融市场规范发展中违规获利的诱惑力与规则的强制力之间的博弈均衡、学习机制与示范效应的影响,认为任何“下不为例”都将对监管者的信誉和监管法规的严肃性带来严重的危害,必须坚决制止。三、一个声誉制度模型的建立假定在非对称信息下,市场参与者(金融机构)对监管者(政府)的特质并不清楚,设想存在强政府(SG)和弱政府(W G)两类监管者,其中SG对待金融机构的破产不实施简单的注资或再贷款行为来救助金融机构,从而促成市场形成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而W G对待金融机构的破产怀“仁慈”态度,实行注资或再贷款来保存金融机构的运营。金融机构并不知道监管者的确切类型,但是可以通过监管者对破产事件的处理情况来推断监管者的类型,从而修正自身对监管者类型的判断。1.政府救助对监管声誉的影响假定在T阶段,金融机构判断政府为强政府(SG)的概率为at,为弱政府(W G)的概率为1-at,SG对破产金融机构实施救助(BS)的概率P(BS|SG)=1-p,相应地对破产金融机构不实施救助(N S)的概率P(N S|SG)=p;W G对破产金融机构实施救助(BS)的概率P(BS|W G)=1-q;W G对破产金融机构不实施救助(N S)的概率P(NS|W G)=q。监管者对于破产金融机构的救助取决于监管者的类型及该类型下监管者采取救助与否行为的概率。具体而言,在监管者为强政府(SG)的先验概率是at下,监管者采取救助行为的期望值为:A(BS)=P(SG)×P(BS|SG)+P(W G)×P(BS|W G)=at×(1-p)+(1-at)×(1-q)监管者不采取救助行为的期望值为:A(BS)=P(SG)×P(N S|SG)+P(W G)×P(N S|W G)=at×p+(1-at)×q而金融机构会通过监管者对金融机构救助行为修正自己的判断,从而形成判断政府是强政府的后验概率at+1。具体而言,当金融机构观察到政府对破产机构不实施救助时,则该政府为强政府的后验概率为:该政府为强政府的概率乘以强政府不实施救助的概率,除以不实施救助的概率,即:at+1=at×p/[at×p+(1-at)×q]>at①该式表明,如果政府信守监管诺言,对违纪的金融机构不轻易实施救助,则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为强政府的概率为递增的,即政府的声誉得到加强。相反,若金融机构观察到政府对破产机构实施救助,则该政府为强政府的后验概率为:该政府为强政府的概率乘以强政府实施救助的概率,除以实施救助的概率,即:at+1=at×(1-p)/[at×(1-p)+(1-at)×(1-q)]<at该式则表明,如果政府违背监管诺言,对违纪的金融机构实施救助,则金融机构认为政府为强政府的概率为递减的,即政府的声誉得到损害,监管信誉逐步丧失。另外,由上述两式还可以得出,如果先验概率at=1,则有:a0=a1=a2=a3=......=at=at+1=1表明如果政府一开始就维持强势政策,按照市场规律实施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作为强政府的声誉可以维持,但是一旦信息稍有偏离,政府作为强政府的声誉就会受到损害。由于金融监管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和金融机构具有学习能力(陈学彬,2003),政府监管声誉的丧失必然伴随着金融机构违规现象的增加,因此可以假定金融机构的违规破产偏好与监管声誉成正比(b),即金融机构违规破产(B)的概率P(B)=P(BS)×b=[at×(1-p)+(1-at)×(1-q)]×b=at×(q-p)×b+(1-q)×b显然P(B)与at成正比例关系。该式表明随着监管声誉的下降,金融机构违规行为和破产的概率成正比例上升。为验证上述推证的现实意义,假设p=0.9,q=0.1,b=0.04,可以由上述推出当金融机构实施救助时:at+1=at/(9-8at)因为监管者在博弈初期时的威慑力足够大,可假设先验概率at足够接近1,令at=0.9999,则可得如下图示:(2)政府监管声誉的下降呈加速趋势,表明政府如果延长其救助破产的行为,金融市场的市场效应和学习能力使得金融机构纷纷加强了违规概率,使得破产数量增加,形成更大的救助需求,如此往复造成政府监管声誉的加速下降;(3)如果金融机构通过观察政府监管行为,并以政府实施破产救助为基准修正后验概率,并由此调整自身的违规破产概率,则违规破产的概率呈加速上升趋势;如果政府在博弈初期就信守监管诺言,不采取救助措施,即维持强政府的形象,那么其声誉可以持续,但是一旦信息有微小的变化,政府的声誉就会发生重大改变②。2.监管声誉对社会财富的影响从金融机构与政府的监管与违规博弈过程可以看出,监管声誉下降对社会财富的影响是明显的。假设1:市场上存在1个政府和N个金融机构,政府为强政府或弱政府的概率,以及针对政府的救助行为金融机构做出的后验概率修正仍遵从上述分析,这意味着随着博弈的推进,政府的声誉加速下降,金融机构参与违规而破产的概率加速上升。假设2:为反映金融机构遵守法规的“本性”和具备学习效应的“特性”,再假设市场上分为“好机构”和“坏机构”,“好机构”严格遵守法律,不从事违规活动,因此其破产的概率为0,相反,“坏机构”具有投机的冲动,寄希望于违规破产之后政府能出手相救,因此其存在一个违规破产的概率P(B),从上文分析,P(B)=P(BS)×b=at×(1-p)×b+(1-q)×b。假设3:每个金融机构的初始财富为C0,如果金融机构没有破产(“好机构”遵守法律没有破产或者“坏机构”未违规破产的概率下),经过一个博弈阶段,金融机构财富增长率r,即后一期财富Ct+1=Ct×(1+r);如果金融机构破产,政府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获得原有资产k的注资或者再贷款,此时后一期财富Ct+1=Ct×k;金融机构破产,政府不出手救助,金融机构资产全部损失,即Ct+1=-Ct,该收益函数可示意如下:金融机构破产未破产政府救助不救助Ct×k-CtC t×(1+r)C t×(1+r)假设4:为分析简便而不影响本节结论,金融机构与政府博弈过程为,第一阶段政府为强政府的先验概率为a0,在这一概率之下有1个金融机构为“坏机构”,按照对强政府的概率预期实施自己的违规破产行为,破产后政府以其自身的概率施以救助或不救助;第二阶段,根据政府上期的行为,金融机构具备学习能力,又有1个金融机构加入“坏机构”的行列,按照修正后的概率实施行为,同时假设金融机构具备记忆能力,即原先被救助的金融机构还是按照自身假设实施行为(即政府监管威慑力的降低使得金融机构“死不悔改”);以后各阶段均有一个新增的“坏机构”,直到所有的N个机构全都变成“坏机构”(即政府监管声誉已经“一名不值”,完全不被市场认同)。在以上的假设下,推导社会总效用W在各博弈阶段的期望值:初始阶段:W0=N×C0第一阶段:政府救助的期望值为R1,R1=a1×(1-p)+a1×(1-q);相应地金融机构违规概率S1=R1×b。此时有1个机构为“坏机构”,N-1个机构为“好机构”。坏机构的期望收益:C1=C0×(1+r)×(1-S1)+S1×[(-C0)×(1-R1)+(C0×k×R1)]好机构的期望收益:D1=(N-1)×C0×(1+r)那么期望总收益:W1=C1+D1=C0×(1+r)×(1-S1)+S1×[(-C0)×(1-R1)+(C0×k×R1)]+(N-1)×C0×(1+r)这一阶段政府的救助成本为:H1=S1×R1×C0×k第二阶段:政府救助的期望值为R2,R2=a2×(1-p)+a2×(1-q);相应地金融机构违规概率S2=R2×b。此时有2个机构为“坏机构”,N-2个机构为“好机构”。坏机构的期望收益:C2=(C0+C1)×(1+r)×(1-S2)+S2×[(-C0-C1)×(1-R2)+(C0+C1)×k×R2]好机构的期望收益:D2=(N-2)×C0×(1+r)那么期望总收益:W2=(C0+C1)×(1+r)×(1-S2)+S2×[(-C0-C1)×(1-R2)+(C0+C1)×k×R2]+(N-2)×C0×(1+r)H1=S1×R1×C0×K这一阶段政府的救助成本为:H2=S2×R2×(C1+C0)×k因此一般性地推出:在T+1阶段,期望的总收益为:W T+1=(C0+CT)×(1+r)×(1-ST+1)+ST+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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