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前儿童的现实性监测对易受暗示性的预测

作者:曾守锤;李其维 刊名:心理科学 上传者:卢阿丽

【摘要】对学前儿童的现实性监测与易受暗示性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年龄、对事件的初始编码和提取能力后,现实性监测能力可以显著地预测记忆的易受暗示性。那些现实性监测能力较低的儿童更容易接受误信息,相反,那些现实性监测能力较强的儿童,更能抵制误信息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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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所谓儿童的易受暗示性(suggestibility),指的是儿童对事件的编码、贮存、提取和报告可以被内部和外部因素影响的程度[1]。由于研究者一般采用误信息效应(misinformationeffect)的研究范式来考察儿童的易受暗示性,所以,易受暗示性也称为误信息效应。从理论意义上讲,对儿童,特别是学前儿童的易受暗示性及其发展的研究将有助于探索错误记忆的发生发展机制,而从实践价值上来看,法庭上学前儿童的易受暗示性将导致对无辜者的错误指控,正因为如此,学前儿童的易受暗示性已经成为当前发展心理学家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研究发现,学前儿童比年龄更大的儿童表现出了更大的易受暗示性[2,3],而且易受暗示性的发展最初表现在3~6岁[4]。对此,记忆痕迹的理论家们认为,儿童在未受误导的条件下对事件细节的初始记忆能力的发展是导致其易受暗示性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5,6]。如果儿童对初始事件细节的记忆痕迹本身就很弱,那么他们是很容易接受误导信息的。研究表明,年龄较小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对信息的编码能力较低,其遗忘速度也较快[7],因此,年龄更小的儿童对初始事件的记忆痕迹将比年龄更大儿童的记忆痕迹更弱,在延时条件下就更是如此,此时误导信息将覆盖掉这些痕迹较弱的记忆,或者对其重新加以建构[2],从而导致年龄较小的儿童比年龄较大的儿童更容易受到暗示。总之,在记忆痕迹理论家们看来,对信息的编码和提取能力是易受暗示性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但是,源监测(sourcemonitoring)理论家们却提出了另一种解释。他们认为,儿童之所以易受暗示,是由于其混淆了经历事件的表象和误导信息的表象所致[2,4]:在目击事件中,儿童首先要经历某一事件,这是信息的一个来源,会产生视觉表象,然后,儿童会受一些误信息的暗示,这又是信息的另一个来源,产生的是听觉表象。当要求儿童回答经历事件的一些细节时,这其实就变成了一个源监测的问题:对经历事件的表象和误导信息的表象进行源监测的过程,即判断记忆中的信息究竟是来自听觉表象还是来自视觉表象。因此,根据这一假设,学前儿童源监测的发展可以有效地预测易受暗示性的发展。为此,Leichtman等人(2000)采用相关法对这一假设进行了检验[4,实验1和2]。结果发现,现实性监测与儿童在误导性问题上的错误得分存在显著的相关(r=-0.63,p<0.001),表明正确的源监测是抵制误导性信息的基础。但本研究认为,Leichtman等人(2000)的研究[4]并没有解决学前儿童源监测对易受暗示性的预测力是否独立于对信息的编码和提取能力的问题,因为该研究未对幼儿的编码和提取能力加以控制。基于此,本研究试图采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数据分析方法,从统计控制的角度来探讨学前儿童源监测(本研究中为现实性监测,即,“对真实与想象经验记忆(memoriesofactualvsimaginedexperience)的区分”[8])对易受暗示性的预测。2研究方法2.1被试初始被试为某所社区幼儿园的54名3~5岁儿童,后有6名儿童流失(3、4、5岁组儿童各2名),因此共有48名儿童参与本研究。其中3岁儿童16名,平均年龄为44.81个月,年龄跨度为40~47个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博士点基金项目(批准号:03JBXLX002)。月。4岁儿童16名,平均年龄为54.69个月,年龄跨度为52-58个月。5岁儿童16名,平均年龄为66.50个月,年龄跨度为63-70个月。2.2程序2.2.1现实性监测测量的程序以“Tom说”游戏为任务,采取个别施测的方式,由两名实验者在一间单独的教室实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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