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法文化对法律解释的影响

作者:刘阳 刊名:宁夏师范学院学报 上传者:殷海燕

【摘要】解释无法脱离文化,法律解释体制现有的一切都是文化发展的必然产物。甚至缺陷的出现也是文化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不和谐的表现。因此,法律解释体制必须随着文化的生长作出调整,法律解释要重新得到文化的支撑,要和文化的发展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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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即表现着文化又被文化所塑造,解释必须也必然在文化中进行。无论是有权解释的法律解释还是作为法律意识和法律心理体现的解释法律都无法从特定时代的法文化中解脱。法律解释根植于文化之中,它在一定的文化范围内对特定社会的特定时间和地点所出现的特定需求作出回应。法律解释是文化的产物。从这一角度看来,我国法律解释体制的现状与缺陷其实都和法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一、作为法文化表层结构一部分的法律解释法文化的表层结构是指法律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设施[。1](P403)当下中国的法律解释无论是其规范、解释主体、制度还是机构,都正是社会主义法文化表层结构的有机组成成分。从法律解释的规范来看,我国没有一部统一的《解释法》。作为法律解释制度的基础,法律解释的规范分布在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规章五个层次的法律体系之中。如1982年宪法第67条第1项、第4项;1979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3条,1989年行政诉讼法第53条;国务院1986年发布的《注册会计师条例》第29条授权财政部解释,国务院1986年颁布的《税收征收管理条例》第43条授权财政部解释等等。由此看来,法律解释规范于整个法文化的表层结构是融合的,它是整个法律规范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难发现,法文化的表层框架将法律解释规范圈入其框架之内。如1982年宪法67条对宪法和法律解释权的权限规定正是法律解释规范体现整个表层结构特色的最好例证。综观整个法律解释规范体系,可以看到,无论是五个层次中的法律解释规范还是非正式法源中的法律解释规定,均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文化表层结构及其框架内逻辑所衍生的结果。法文化决定了法律解释规范的内容、形式与作用。从法律解释主体来看,我国社会主义法体系中的法律解释主体有六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务院及各部委、具有地方立法权的地方人大常委会(含省级人大常委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经济特区的人大常委会)、省级地方人民政府主管部门。以上六种主体分别对不同层次的法律,对法律的不同方面进行解释,形成了我国法律解释的特色,即解释主体的多元化。而这种多元化无疑也是和我国法文化的表层结构相适应的。我们知道,我国的法律解释一贯实行的是谁立法、谁解释的原则,而就立法主体来说,在我国同样呈现了多元立法的格局。1979年以后,我国立法体制进行了重要的改革,赋予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权。1982年宪法又进一步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较大的立法权,赋予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权,从而使我国的立法体制更加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大大加快了我国的立法步伐和依法治国的进程。由此可知,我国法律解释主体的多元格局决不是突兀的,而是和我国法文化的表层结构紧密相应的,立法主体和解释主体彼此呼应的状态正是法文化表层结构的真实反映。此外,我们知道,我国对作为个体的法官的法律解释权是不承认的,在我国,法律解释与具体案件的裁判者普遍脱离,它被单列为一种权力,一种通过解释形成具有普遍法律效力的一般解释性规定的权力,在审判领域,只有最高法院拥有法律解释权。这显然不同于现代法治实践中的一种普适性理解,即法律解释一般是与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适用相联系的一项活动,它附属于裁判权,是裁判者适用法律的一个基本前提;有权裁判就有权解释。显然,在当代众多的大陆法系国家已经开始对法官的解释权进行“松绑”的大趋势下,我国的现状已经不能用一句大陆法系文化决定就可以解释清楚的,这显然是和中国社会主义法文化相适应的中国特色。总而言之,法律解释作为一种后发的,被动的制度设计,与中国法文化决不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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