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中国当代小说诗性的生态认知路径

作者:傅元峰 刊名:小说评论 上传者:赵亮生

【摘要】从红色审美时期诗性的规范,到80年代个性叙事对诗性的全面救赎,再到90年代多元文化场中诗性的再度沦陷,进而到外显为迷狂和醒觉的两种诗性突围——中国当代小说诗性的沦陷和救赎在自然景物描写中存留了部分映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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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红色审美时期诗性的规范,到80年代个性叙事对诗性的全面救赎,再到90年代多元文化场中诗性的再度沦陷,进而到外显为迷狂和醒觉的两种诗性突围中国当代小说诗性的沦陷和救赎在自然景物描写中存留了部分映像。在发掘标本所蕴涵的叙事者心灵映像和小说诗性映像的过程中,能够发现,“自然景物叙写”有时与“自然观”有明显的对应关系小说中的自然景物描写并不单纯是环境和场景,而是与人性对举的自然的表征物。这时,自然景物描写就不仅仅是小说诗性状况的标本,而是在维护小说人性的诗性认知方式,对抗意识形态和经济发展带来的人性异化和诗性异化。中国思想界的启蒙精神在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场中处境十分艰难,而在文学研究领域导入启蒙话语,又使文学在精神叫战中损伤了自我诗性,也损伤了审美品性。当人们转而维护文学的审美价值,并立足培养健全的审美精神,力倡审美启蒙的时候,又突然发现,基于现代性界厘定的审美理性往往和启蒙理性并不十分和谐:“启蒙理性摧毁了神性的根基,审美主义才会出场,审美理性是启蒙理性的结果。”我们不能在现代性立场上制造启蒙理性和审美理性共存的神话,那么,只有在自然对应的人性层面划定一条最底线,并在这条底线上重新构思启蒙,以改变和丰富启蒙的含义。在启蒙主义者看来,自然将成为人类理性主体的对象,浪漫主义风景画则把自然体认成野性叵测的主体;怀着对于自然卑顺忠实的“野心”,罗丹意识到,自然赋予我们的情感多种多样,“柯罗在树巅林隙、青葱绿草之间,在明净如镜的湖上,看到无穷的仁慈。米勒却发现痛苦与忍耐”。正因如此,文学应该超越环境文学作为问题文学的低起点,把握大自然循环与运动的节奏,了解人类的其他精神活动(比如类似宗教的种种仪式),恢复业已丧失的与自然循环之间的和谐关系。在这种自然的回归中,小说应该依靠审美情感在自然景致的映照中潜入人性深处,去探询人性中的冲动和本能并在叙事中融入审美情感。小说场景意义上的自然景物描写需要诗情的融入,但也体现了文明世界对自然景观的征服。特别是当作家对人为的、遮蔽人性的场景失去了敏感以后,自然体认的能力也变得十分薄弱。这种境况下个人主义的扩张对自然生态的维持和对自然蕴涵的诗性的体认十分不利。格里芬从后现代精神视角作出的二元论评判能够为此提供旁证。个人主义与二元论的相互扭结“为现代性肆意统治和掠夺自然(包括其他所有种类的生命)的欲望提供了意识形态上的理由”,而这种“统治、征服、控制、支配自然”的现代精神是一种“单面的男性精神”,在个人主义的膨胀中必定会变本加厉,在中国的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的互渗中,最终将现代性中的二元论危机深化,失去现代性中尚保留的浅层社会责任感,而沦落为深刻的人性危机。格里芬们的后现代理论提出了很乐观的后现代精神设想,与“古典精神试图通过对一种非外化的普遍或永恒之物的沉思来摆脱自然的制约”和“现代理性主义力图通过创造出一种完全人工性的环境使自己摆脱自然”的思维方式不同,后现代精神借助一种“家园感和亲情感”,“承认并赞美它与自然的其他所有部分的一体性,并使自己对有根基的历史能量保持开放。”可惜的是,这种一体性和开放性并没有在个性膨胀的晚生代作家中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化中注入后现代精神,要求文化在对抗蒙昧的启蒙之外,促进文化的自审,以克服马尔库塞在分析席勒《审美教育书简》时指出的“文明的弊病”,即“文明对感性的压抑性控制”。这就要求小说从载道的历史道德工具的规划中解脱出来,回到与自然万物和谐一致、因而也体现了自在人性的诗性状态中去。小说只有通过摆脱历史道德束缚的方式达到超世俗伦理的否定和虚无,才能反抗世俗的德性认知方式所导致的精神缺乏和人性戕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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