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力的钟摆式流动对区际发展差距的影响——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的研究

作者:安虎森;刘军辉 刊名:财经研究 上传者:乌兰

【摘要】文章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拓展,纳入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作为约束,研究我国劳动力钟摆式流动模式下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问题。研究表明,当技术进步率达到能够释放出大量农业剩余劳动力时,将发生剩余劳动力向发达地区的转移,这种劳动力流动会加剧区际发展的差距;当技术进步率达到欠发达地区也能够承接产业转移时,原先在发达地区务工的劳动力将反向流动,劳动力反向流动会促进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缩小地区发展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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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2013年12月23-24日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三个1亿人”的目标,即到2020年,要解决约1亿进城常住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约1亿人口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约1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据统计,2009-2012年,我国流动人口分别为1.8亿、2.21亿、2.3亿和2.36亿,2013年农民工总数更是突破2.69亿。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问题,已成为我国重要的经济和社会现象。新古典理论认为,劳动力从欠发达地区向发达地区迁移会导致显著的收敛效果。但是国外的经验研究表明,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区际转移缩小了区际差距,而有些国家的劳动力区际转移则扩大了区际差距,这一经济理论与实证研究结果的矛盾就是学术界有名的关于劳动力流动的“迁移之谜”(Shiojo,2001;许召元等,2008;段平忠等,2012)。国内学者的研究表明,地区间收入差距和迁移距离是劳动力迁移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王格玮,2004),劳动力区际迁移可能缩小(严超等,2011)也可能扩大(段平忠等,2012)地区差距,劳动力流动并不一定能自动缩小地区差距(许召元等,2008),区际人口流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优于区域内人口流动的贡献(董栓成,2004)。劳动力流动大致有三种模式:一是完全不流动,这非常类似国家之间的人口流动模式,改革开放之前我国户籍制度对人口流动也有十分严格的限制(Solinger,1999;Roberts,2000;蔡昉,2001);二是完全自由流动,这是大多数国家内部的人口流动模式;三是流动受到限制,正如我国目前的“钟摆式”人口流动模式(姚先国,2009)。目前这些研究主要是基于规模收益不变或递减和完全竞争的新古典理论,认为产业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最终将实现区际的均衡发展。然而现实世界是包含聚集力的世界,在这种包含聚集力的世界中,只要提高市场开放度,则各种可流动的要素就会向具有聚集力的区域集中。此外,目前研究虽然认识到了户籍制度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但是却没有能够把户籍制度对劳动力的流动限制纳入分析模型中。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我国在人口流动方面存在诸多“福利歧视”现象,到城市或跨地区工作的农村劳动力不能自由享有工作所在地的各种社会福利,如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住房等。这样的工作地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赚钱的地方,而不是消费并享受劳动成果的地方,他们所获得的收益绝大部分以“移民汇款”(严超等,2011)方式返回家乡消费,这种消费方式对不同地区的市场培育起了不同的作用。由于内陆欠发达地区的劳动力转移至沿海发达地区后无法在当地落户,因而这些劳动力的打工收入大部分返回原居住地,因此这部分劳动力并没有扩大他们就业所在地的市场规模。另外,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也不断提高,出现产业向其他地区转移的趋势。如果此时的社会技术水平达到某种程度,欠发达地区的劳动效率也达到能够承接产业转移的水平,则就会发生产业向内陆欠发达地区转移的现象,随之出现在沿海地区打工而不能在当地落户的劳动力的反向流动。当发生劳动力的反向流动,则劳动力流动与产业转移之间就形成互为因果的关系,从而进一步加快和放大产业转移和劳动力流动的速度和规模。劳动力的钟摆式流动模式对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都具有重要意义,劳动力流动模式和转移方向的改变,将对区域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在不同的人口流动模式和新经济地理学D-S理论框架下研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本文试图通过对新经济地理学理论研究的拓展,在规模收益递增和不完全竞争框架中纳入户籍制度和土地产权制度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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