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和”与“分”

作者:康宇 刊名:理论与现代化 上传者:王艳茹

【摘要】"和"与"分"是先秦儒家政治伦理思想中的重要范畴。在政治生活中,"和"可具体化为"人和"、"政和"与"共和","分"可操作化为"名分"、"职分"等。"和"、"分"看似一对相对立的范畴,实则彼此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拥有共同的理论基础、相似的人性假设以及一致的客观效果。它们是先秦儒家"道德理想主义"与"伦理中心主义"思维理念的集中体现。其内含的真知灼见,对当代社会政治文明建设亦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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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儒家政治伦理思想得到了迅速发展。自孔子提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确立了儒家德治思想的基本理念后。孟子、荀子先后又做了发挥,创造出“为政以德”、“德法并重”等一系列统治道德规范原则。进而,建构出以“仁义”为核心,强调以德为尚、民为邦本的“王道”伦理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和”与“分”两个范畴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先秦儒家“和”与“分”范畴内涵及其在政治伦理思想中的运用在先秦儒家看来,“和”是一种形上本体。《中庸》上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即“和”是天地万物的根本,与“道”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自然世界与社会人事都应遵循“和”的规律与指向。但对于普通个体而言,“和”又可落实为一种道德品质。“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人际关系和谐是礼法有效应用的根基,是社会秩序稳定、安宁的保障;“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君子与小人的重要区别是,君子能“以和待人”,宽容处事但不随波逐流,小人则恰恰相反。《中庸》也讲:“发而皆中节,谓之和。”所谓“中节”是说由对道德准则的恰当把握而完全符合,即“和”是个体行为、语言的标准,是个体内在道德修养与社会外在伦理控制共同要达到的效果。如何实现“和”呢?先秦儒家设计的路线是:其一,每个人都要“安分守己”,自觉固守自己所处的等级地位,并完成自己应尽的责任。如孔子总结的那样,“道之将行也与,命也”(《论语宪问》),“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论语尧曰》)只有知命、安命,人们才能不违背已有的等级区分,在“无争”中“尽伦尽责”,以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人自身的诸多和谐。其二,在“和”的过程中,要做到“和而不同”、“和而不流”。“和”不是“同一”,而是对立中的统一,它应建立在差异性的基础上。故荀子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荀子子道》)的关系原则。同时,也不要因为“和”,为取悦他人和世俗而不断改变自己的立场,不讲原则。若“入流”,只能“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孟子尽心下》)。当“和”这一范畴具体化于政治伦理思想时,先秦儒家将之转化为“人和”的社会管理理念、“政和”的政治制度安排,以及“共和”的奋斗理想。“人和”指的是人际关系的和谐。孟子认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下》)“人和”之所以会被看作比天时、地利更有价值、更为宝贵的要素,是因为它对于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缓和社会矛盾,避免社会发生过多的动荡,保障社会生产的正常发展,促进社会稳定,起到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1]荀子的说法更为直接,“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荀子王制》)“和”是规范人们行为的尺度,也是社会管理的目的。只有“贵人和”,人际交往、社会秩序方可和谐。为了实现“人和”,统治者要做出表率,“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只有君主礼、义、信,臣民才能敬、服、情,从而一个人们共同遵守特定行为规范,价值标准统一一致,情感相互依赖,少有矛盾冲突的“人和”社会才能实现。对于普通百姓而言,“人和”的标准就是要做到忠与信:为人“忠而有信”(《论语学而》),处事“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言行相符。这样才能达成彼此间相互信任、理解宽容、共同促进的和谐社会局面。孔子曾教导他的弟子说:“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显然,“人和”虽然是“王道”的目的,但它需要受到“礼”的节制。这里的“礼”,广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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