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种法律逻辑——一种实践论视角的解释

作者:陈曦 刊名:中国政法大学学报 上传者:朱迪银

【摘要】逻辑在法律实践中始终在场且作用重大。传统法理论的狭义逻辑观以及实践论导向之缺失,使得逻辑在法律实践中处于边缘地位。在法律实践论语境下,逻辑形式与其所涉内容之二分具有相对性,这决定了法律逻辑可依照形式和非形式两维度发展。作为一种关涉正义实践的逻辑框架,沃尔顿的新论辩术实现了论辩理性与程序理性的转向,在后现代语境下具有独特的理论意蕴。就逻辑的本质而言,实践论解释可为法律逻辑提供合法性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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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一些人认为,法律判决事关重大,只有将其以演绎形式构建方为彰显正义的理性之道。另一些人则认为,法律的生命在于经验,而非逻辑,逻辑在法律实践中的有限作用有时甚至不如公众的道德偏见。逻辑与理性本同源,作为维护法律理性品格的“卫士”,逻辑在法律认知与实践中的作用本毋庸置疑,但在传统法理论中,逻辑却处于一种看似重要,实易空转的相对边缘地位。当然,这一现象可视为因视角与旨趣之多维而形成的理论多元,但我们仍应追问,是何种旨趣导致了逻辑在法律话语中的现有地位?如果这一现象来源于某种缺乏批判的根据,那么我们就有质疑其合理性的理由。这意味着一些问题的提出建立一种独立的法律逻辑是否可能?如果可能,它会是怎样的一种逻辑?其合法性根据是什么?就不是理论臆造或咬文嚼字。 二、逻辑为何边缘于法律实践法律人一般遵循演绎、归纳这一二分展开法律中的逻辑讨论。在宽泛意义上,演绎一般在具有理性主义传统的大陆法系中体现得较为明显,而归纳则在经验主义盛行的英美法系中较受重视。演绎虽是一种完全性证成,但无法增加知识;归纳虽有发现之功,但证成效力较弱。演绎的完全证成性实则是双重同构思想的体现:一方面,公理与推论规则所构成的系统结构与完美法律体系结构具有同构性;另一方面,法律规范所规定之事态与客观事态具有同构性。在追求法律确定性目标的驱使下,演绎具备的真值传送功能使其成为实现该目的之首选。可直面法律实践我们不难发现,推理所保障的确定性程度与其适用性成反比,此点不仅为法律经验化倾向提供了生存土壤,而且亦从侧面反映出逻辑与经验同时在场于法律实践。由于理性之法具有天然的逻辑诉求,这种倾向一般较为温和,它可能会使一些深谙法律之道者更愿意将法律事业比作一种实践艺术,或认为逻辑有时其实只是非理性的“遮羞布”。但整体而言,逻辑作为一般性思维工具始终在法律实践中占有一席之地。经验化倾向之极端是神秘主义或非理性主义。前者认为高深的正义术实则依赖于法律人的无言之知、直觉甚至是预感;后者则认为理性主义意义上的正义本为虚幻,“法官形成某种法律观点,不是因为观点之后所涉及的利益、关注和构想是最好、最明智的,而仅因为它们是政治上的胜利者”。无疑,在法律怀疑主义者眼中,根本不存在所谓有用且合理的法律分析方法,法官在具体裁判案件时总是运用目的性类比实现某种判决外的抱负。总体而言,在法理论抛弃既有形而上学之束缚后,将看似与逻辑对立的经验奉为法律生命,并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诠释是一种维系法律学科实践特点的学术取向,加之对逻辑的狭隘理解,这就导致了法律之路与逻辑之路“若即若离”的局面。1法律作为一门实践学科,经验因素对其影响不言而喻,但理性天生就是正义的守护者,逻辑天生就是理性的支持者。重视法律理性的逻辑诉求,重构一种符合法律实践的逻辑实属必要。要实现这一目标,对一些法理论观点及其旨趣进行批判必不可少。从观点上看,以下三种颇具代表性:第一,逻辑无外乎演绎和归纳,由于演绎在法律实践中作用有限,归纳之判准又需诉诸经验而无法提供一种完全证成,故逻辑在为法律实践提供确定性支持上处于一种两难境地。且逻辑作为人类思维的一般性工具,逻辑学家的成果可资借鉴,所谓“法律逻辑”实属多余,这一代表性观点是造成各种偏见的症结。这种逻辑观对法律而言过于狭隘2,其不仅未能将非形式逻辑所讨论的似真推理纳入其中,而且也未能将微观法律推理投至以自然语言为载体的宏观法律论证当中。这种逻辑观缺乏对法律认知与实践过程的逻辑刻画,是一种重结果轻过程,重实质轻程序的逻辑观。第二,逻辑对弥补法律制度性缺陷无实质帮助。当法律缺位或矛盾时,逻辑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无法起到实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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