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群体发展趋向——以川北区为考察中心  

作者:何志明 刊名:《中共党史研究》 上传者:轩静

【摘要】干部匮乏是20世纪50年代初期新区基层建政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以川北区为例,中共川北区委采取上级训练输送与下级自行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在依靠南下干部的同时,着力培养地下党干部、民主人士干部以及乡村干部,使干部匮乏的状况得以迅速缓解,为该区政治经济秩序的恢复奠定了组织基础。在此过程中,川北区干部呈现出地方化的特征,这反映了整个新区地方干部群体的转型与发展趋向。与地方化趋向相伴随的,则是地方干部对于国家政权向心力的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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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期是广大新解放区(简称新区)政权重建的过渡阶段,与建政相对应的是对于各级干部的庞大需求,以及干部极为匮乏的状况。为此,新区各地纷纷采取举措,加大干部培养力度,并在数年内解决了这一问题。此时期成长起来的地方干部(1),遂成为此后中央政令在地方得以顺利贯彻的关键群体。考察新区地方干部的成长轨迹,对于认识此时期的政权建设无疑大有裨益。目前学界相关研究主要侧重于建政,对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群体“干部”则关注不多(2)。鉴于此,笔者拟运用地方档案馆藏的未刊档案及其他内部书刊,以川北区为主要考察对象,探讨新中国成 立初期新区的干部培养及其成效,进而分析地方干部群体的转型与发展趋向。一、新区建政的困境:干部匮乏20世纪50年代初期,全国实行大区制,其中西南区除重庆市外,分为川北、川南、川东、川西、贵州、云南、西康七大省级行政区,共计381个县(1)。随着旧政权的崩溃,幅员辽阔的新区所需接管干部数量自然十分庞大。例如,为了给接管西南区准备干部,第二野战军在南京组建了著名的西南服务团,吸收了大量青年学生、工人参加。尽管西南服务团总计达到1.7万多人,但面对7000多万总人口的待接管区,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对此,邓小平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1949年9月20日,他在西南服务团县团级以上干部大会上讲话,称:现有的一万六千名干部远远不够分配。在一万六千人中,县委委员以上的只有一千二百人,区乡级干部五千,其余一万多是青年学生干部。现有数量按正规配备只能配备三个区党委,单是四川一省就是四个区党委。云贵康要配七个区党委,要接管七千万人口的地区,现有干部远远不足。(2)这里所说的1200名县级以上干部中,有200名是地级以上干部,余下的1000名干部要分配到380多个县,每县平均不足3人。邓小平坦承:干部数量“从西南工作需要说来则是很困难的”(3)。当然,根据中共中央对于接管新区的总布局,西南服务团主要负责接管川东、川南以及云贵等省区,而川北、川西和西康省则由跟随第一野战军一部和华北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南下的山西干部接管。为了迅速接管包括川北区在内的广大新区政权,1948年至1949年间,中共中央就调配干部南下的问题作出了四个决议或指示(4),并从北方老区调配了大量干部随军南下。这些干部就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南下干部”。据统计,参加此次大规模干部流动的人员达到了10余万人之众(5)。为了给即将占领的川西北地区准备干部,1949年5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山西临汾开办党校,“培训了万余名南下干部”,其中分配到川北区的干部为1680名,这些干部按照预定 安排,随军进入川北后沿途任职(6)。相对于川北区的面积和人口而言,这一数字是远远不够的。1950年初,中共川北区委和川北行署分别成立,下辖南充、遂宁、达县、剑阁4个专区、35个县以及南充市,耕地面积为2450余万亩,人口为1700余万。若将前述1680名干部分配下来,一般大县可分20多人,小县仅7人至8人(7)。这还不包括行署和专署一级党政机关所需要的干部。此外,根据1951年1月西南第二届财政会议通过的计划,川北区的干部编制为35629名(8),既有干部数与编制数同样差距甚远。川北区仅存在了两年半左右的时间,但其在重建川北各级政权、培养地方干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与新区其他地区类似,干部匮乏问题同样困扰着新生的川北区各级政权。川北区建政之初,干部结构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随军南下干部(1319人)、老区 南下的学生(361人)、军队调地方工作干部(586人)、西南局调来的干部(400人)、地下党员(1031人),共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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