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明清文学中的变性人现象与文化的关系

作者:梁明玉;徐祝林 刊名:时代文学(上半月) 上传者:殷耀云

【摘要】明清文学中关于变性人现象的资料非常丰富,主要出现于明清的文人笔记和文学作品中;相较于魏晋时期,明清时期关于变性人的记载相对较为具体而详细;对变性人的态度,明清时期的舆论更为开放,也更为人性化。相对于魏晋时把变性人现象和社会政治联系起来,明清时期更加关注人性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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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清时期有关变性人的记载明清文学中关于变性人现象的资料非常丰富,主要出现于明清的文人笔记和文学作品中;如在明末清初史学家谈迁的《枣林杂俎义集女化男》篇中就曾记:“正德七年,平凉府太平桥下女子高四姐化为男子,生须,名高雷。崇祯戊辰,华亭莫氏女化为男子,遂儒服裹巾。”清代黎士宏在《仁恕堂笔记》中也曾记载:“庄浪红尘驿军庄姓者,有妇而寡,仅生一女,已许字人矣。至十二岁,忽变为男子。”清代刘献延的《广阳杂记》中,也记载了一名女子在出嫁前被发现是名男子,按男子性别生活后仍然保留了女性的声音相貌与举止意态。[1]除了文人笔记中的记载之外,在文人创作的文学作品中出现的变性人形象也很多,且相较于史籍和文人笔记的记载更为详细。对于变性的过程也有较为详细的描写,情节也更为生动。如明代小说家陆人龙的《型世言》第37回《西安府夫别妻郃阳县男化女》中就对于李良雨变性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明隆庆年间,陕西西安府镇安县东善村村民李良雨父母早亡,只有一个兄弟李良云。李良雨取本村韩氏为妻,夫妻非常和睦。一日,李良雨告别家人,与同村吕达到邻县做生意。因在外嫖妓,染病后逐渐尽除男性特征,病愈后变为女性与吕达成为“夫妻”。当李良云向县令控告吕达谋财害命,杀了哥哥时,李良雨向县令解释道:梦至阴司,道小人原该女身,该配吕达,醒来成了个女人。后来在县令的详细审理之下,终判李良雨与吕达成为“真正夫妻”。[2]清代小说家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卷八中的《化男》篇记载:苏州木渎镇,有民女夜坐庭中,忽星陨中颅,仆地而死。其父母老而无子,止此女,哀呼急救。移时始苏,笑曰:“我今为男子矣!”验之果然。其家不以为妖,而窃喜其得丈夫子也。此丁亥间事。[3]另外清代吴炽昌创作的《客窗闲话》也较详细的描写了变性人的故事。二、明清时期出现的变性人故事的文化阐释与明清时期相似,汉代与魏晋时期的文人们对于变性人的记载也非常多,如在司马迁的《史记》、晋朝人常璩的《华阳国志》、干宝的《搜神记》、南朝祖冲之的《述异记》等相关史料和文人作品中多有论述。但相较于魏晋时期对于变性人的记载,明清时期无论是在艺术表现上还是思想上都表现出了很大的进步性。就艺术表现上而言,魏晋时期人们对于变性人现象的记载显得较为简单,主要表现为两方面:一方面,没有运用解释李良雨由男变女的那套宇宙论哲学;另一方面,女化男的故事很少遭受怀疑和质疑,对其变性过程的描述往往也十分简单。而明清时期随着人们认识水平提高、知识积累的增加,特别是通俗文学的发展,作者想通过增加作品奇幻性的情节,来取悦于读者,试图让读者信服实有其事,这也许也是对于变性的过程和原因的描写更有文学性的原因之一。如在《型世言》第37回《西安府夫别妻郃阳县男化女》中就对于变性的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描写,作者有意让小说中的人物再三再四对李良雨变性的事实产生怀疑与质问,如吕达说:“终不然一烂,怎烂做个女人不成?果有此事,倒是天付良缘,只恐断没这理。”李良雨的弟弟也说“男自男,女自女,阉割了也只做得太监,并不曾有了做女人的事,这话恐难听。”就是见多识广的知县也说“岂有一个患蛀就至为女人的理?”李良雨妻子质问说“叔叔,你不知道,女人自有一个穴道,天生成的,怎烂烂得凑巧的?”于是,小说用了一段神话来解答,说是李良雨痛得昏死过去之时,他的梦魂被带到一所阎王殿下受审问,殿上道:“李良雨,查你前生合在镇安县李家为女,怎敢贿嘱我吏书,将女作男?”李良雨知是阴司,便回道:“爷爷,这地方是一个钱带不来的所在,吏书没人敢收,小人并没得与。”一个殿令传旨:“李良雨仍为女身,与吕达为妻;承行书吏,免其追赃,准以错误公事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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