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论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路径——以仫佬民歌研究为例

作者:滕志朋;陈贻琳;黄丝雨 刊名: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上传者:刘恒

【摘要】功能主义研究路径,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有益尝试。中国艺术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立足本土,以各民族的民俗艺术为田野对象,探究民俗艺术所具有的社会功能,分析把握该文化事象功能发挥的机制。功能主义研究还要求从民俗艺术的功能及其机制中生发出可资借鉴之处或具有启迪性的方面,以推进当前的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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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如果视岑家梧《图腾艺术史》(1937)为艺术人类学研究的肇始之作,那么中国艺术人类学至今已有70多年的历史;而艺术人类学研究会(1999)和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2006)的成立,则宣示着艺术人类学研究在中国正在走向兴盛。另一方面,还是在20世纪30年代,吴文藻先生就已提出人类学“中国化”的口号,但这个目标对于中国艺术人类学研究来说,依然任重道远。这也就意味着,今天中国艺术人类学的研究者们,筚路褴褛的付出仍不可免,也许一代,甚或几代。“中国化”,有多种角度的认知,以及不同层次的体现。在我们看来,“中国化”,只有在直面中国的问题,并努力加以解决时,才能凸显出来。为此,一种功能主义的研究路径,对于艺术人类学研究的“中国化”,或许不失为一个有益的探索。一、本土民俗艺术:功能主义研究的原点众所周知,西方早期的人类学,伴生于帝国主义的海外拓殖;民族志研究,乃是殖民统治的前哨(这种做派,一直沿袭到二战末期,本尼迪克特在战争信息办公室奉命写作《菊与刀》)。就是说,早期西方人类学的田野调查对象,通常是远方的原始部落、野蛮社会或非西方民族文化。不妨说,“异域”,是人类学的“原点”。[1]当然这种“异域”,它需要满足“小型”、“完整”的要求。但是这种“完整”,只是就作为田野考察对象的“小型社会”自身而言的;真正的“完整”必然是整个地区或整个民族。因此1930年代之后,西方人类学的研究范围逐步扩大和转移,经历了从“初民社会”转到印度、中国、南美和中美洲以至欧洲的农业人口,再转向西方世界以外的城市,转向整个地区和整个民族,最后合乎逻辑的返回家园,即回到研究现代欧美社会。[1]人类学研究的田野出现了从“异域”到“故乡”的新动向与新潮流。[1]由此看来,中国艺术人类学把本土作为原点,其实是与人类学的世界性潮流合拍的。但是,立足本土,以自身的资源为对象,并不是为了追赶潮流,而恰恰是中国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必然选择。韩国人类学学会会长金光亿先生,在2006年12月中国艺术人类学学会成立大会暨学术研讨会上的学术演讲,提到韩国人类学界之所以回归到他们自己民间的传统的艺术的原因,以及由此带来的效果、产生的意义,[3]是很值得我们参照玩味的。比诸韩国,中国更是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文化积淀深厚,艺术传统绵延不绝,民风民俗丰富多样。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人类学研究的富矿”。[4]如果我们不去关注、采掘,而忍顾别人勘探和解释、阐发,这在中国学者恐怕不单纯是学术兴趣、学术敏感、学术自觉的问题,在民族国家的层次则显然是一种缺乏文化自觉、民族自觉的表现。缺乏文化自觉民族自觉(主体意识)的国家民族,其前景是可堪忧虑的。缺少这种眼光的所谓学术,在学者而言也是一种耻辱。而实际上,如果能够通过重新确认自己的田野对象,立足本土,以中国人民的艺术化人生理解及其全部的艺术生活和全部的艺术创作活动为田野、为对象,中国的艺术人类学,是必定能够在中国开拓出极大的发展空间的。[1]尽管这种发展空间有多大尚难预料,但在我们看来,面向本土资源,是艺术人类学“中国化”的出发点。当然,立足自身,以本土为田野,还存在一个在现代/传统或城市/乡间、大传统/小传统之间抉择的问题。在这点上,方李莉研究员认为,艺术人类学应当更多关注在艺术学中得不到相对重视的原始艺术、土著艺术、民间艺术[5],我们认为这个建议是恰当的。其原因,则正如周星教授所言,中国各地域、各民族门类众多的民俗与乡土艺术,不仅彼此之间相通,而且在不同程度上它们都和“大传统”的文化艺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彻底地研究和揭示这些关联,将有助于艺术人类学形成中国特色,并对中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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