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历史、理论与方法——北京大学博士生导师刘意青教授访谈

作者:刘意青;邹赞;聂凤芝 刊名:社会科学家 上传者:许丽平

【摘要】邹赞、聂凤芝(以下简称"邹、聂"):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慨允本次学术访谈,您多年来一直在北大外国语学院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知道,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悠长历史中,文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比如肇始于东汉后期的佛经翻译。佛经故事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的神话与民间传说,而且还催生了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唐代的俗讲。佛经翻译应该可以算作早期传入的外国文学。从晚清到民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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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赞、聂凤芝(以下简称“邹、聂”):刘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慨允本次学术访谈,您多年来一直在北大外国语学院从事外国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我们知道,在中外文化交流的悠长历史中,文学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比如肇始于东汉后期的佛经翻译。佛经故事不但有助于我们了解印度的神话与民间传说,而且还催生了一些新的文学样式如唐代的俗讲。佛经翻译应该可以算作早期传入的外国文学。从晚清到民国期间,在“开眼看世界”的社会风潮的推动下,国人开始大量引介西方文学名著。相比较而言,我国的外国文学教学则显然要晚近得多,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几个发展阶段。刘意青(以下简称“刘”):首先我要声明一点,我讲的都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得到的看法,不一定对。特别是牵涉到过去发生的事情时,一些细节和事实可能会因我听到的来源局限而不够准确。有误的地方请大家指正。我想从五四开始谈起,其实在五四之前,我们国家就已经有留洋的学生了。从五四开始,在振兴国家、打倒封建的社会思潮的推动下,知识界引介了很多外国文学作品,其中就有不少涉及到思想和意识形态层面的东西,比如宣扬个性解放。在我的印象中,爱伦坡的很多小说在当时就被翻译过来了,流传范围甚广。1930到1940年代,我们国家派遣了大批优秀人才出国留学,一部分人学成归来后,在西南联大或清华大学执教,应当说,当时的教学并不是有意识地灌输意识形态,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课程安排在很大程度上沿袭了西方的高等教育模式。以这两所院校的外语专业为例,由于考入的学生在入学前已经具有相当的外语基础,所以他们攻读外语专业的目的并不是要从ABC学起,而是要直接学习文学、历史或者经济学等。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清华大学外文系的罗伯特温德曾邀请过他的好友、两位著名的新批评派代表人物I.A.瑞恰兹和威廉燕卜逊来讲学,这两位学者堪称新批评派在美国的大家。他们的授课模式表现出浓厚的新批评色彩,这个影响一直延续到1950、1960年代。从清华英语系、西南联大的外语系,再到北大西语系和后来的英语系,其教学思路和原则始终都没有脱离新批评的范围;即便后现代文论一波盖过一波、文化批评汹涌而至,我们北大起码最终还坚持着文本细读的维度,这其实跟那代人的影响有关。以上所说的可以算是我国外国文学教学的第一阶段。解放之后,社会情势的万象更新也招来一些新的变化,首先是院校合并,辅仁大学、燕京大学等与北大合为一体,院校之间的合并带来了很多原先不存在的外围因素;其次是从学习西方转变为效仿苏联,当时盛行的是一种极左思潮,学习英美就仿佛是跟着帝国主义跑,被认为是绝对错误的。苏联成了我们学习的理想对象。实际上,我们看待苏联的文艺创作与文艺批评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辩证态度,一方面,苏联的文学艺术拥有一个相当严肃认真的传统,无论是从文本的创作与选择,还是从文学批评的角度上讲,莫不如此,比如苏联的出版物对于英美文学的译介、莫斯科大剧院始终坚持上演精品剧目以及他们在莎剧研究领域所取得的重要成果等。另一方面,苏联文艺界存在一个意识形态的偏见,他们尤其强调批判现实主义,但凡反映了资本主义现实消极面的文艺作品,统统被印上批判现实主义的标签,这种贴标签式的粗暴做法导致了诸多错误,也对我们在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理解外国文学名著产生了不利的甚至是荒谬的影响。试以弥尔顿的《失乐园》为例,我们永远只是囫囵吞枣读完前两三卷,就轻率地断定弥尔顿是在歌颂撒旦。事实上,如果我们细读这部伟大史诗,就会发现弥尔顿绝对没有批判上帝的意思。整部史诗都在表现这样一个主题,即歌颂上帝对人的处置是正确的。美国小说家霍桑也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霍桑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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