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史与思想史的互动:史华慈对中苏关系研究的方法论探讨

作者:张放 刊名:甘肃理论学刊 上传者:巩婷婷

【摘要】史华慈从反思人性出发,站在批判现代思维方式的立场上,重新思考了流行于20世纪50年代的方法论背后的哲学预设。在此基础上,采取一种政治史和思想史结合的动态研究路径,通过权力、民族主义和共产党迷思构成分析框架,透视了毛泽东时代的中苏关系。在双方关系尚处微妙之际,就明确指出中国不可能继苏联之后成为共产主义阵营中的新领导者,共产主义阵营终将趋于瓦解。这一洞见背后的方法论预设值得我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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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I.Schwartz)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研究领域广泛,思想深刻,见解独到。近年来随着史华慈的著作陆续被翻译成中文,国内学者对他的关注开始增加。但这些研究多为“断裂式的”,即着重介绍分析史华慈某方面的研究成果,却很少将其具体研究与方法论预设联系在一起进行考察。而在笔者看来,史华慈对中国学研究的最大贡献恰恰在于他摆脱了当时该领域处于宰制地位的方法论预设,从“人”的角度对唯科学主义精神、客观主义和结构主义迷思进行批判,并将这种反思应用于具体研究,从而得到极具洞见的结论。本文以史华慈对中苏关系的研究为例,来考察他是如何将方法论预设应用于具体研究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史华慈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毋宁说是时政研究,他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中期完成了一系列研究。也正是如此,该研究背后的方法论才格外值得我们重视。一、史华慈研究中苏关系的缘起史华慈对中苏关系的研究最初来自现实政治的需要:苏联共产主义的许多主题和主张还将继续对非西方世界甚至西方世界的许多人产生一种巨大吸引力,……列宁主义视共产党为包含全部可靠道德和思想才能的超越团体,马克思曾把这种才能赋予世界无产阶级,这种观念发挥了持久强大的吸引力,尤其是当英勇的苏维埃在二战中胜利之后。[1]11……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共产党政权在整个共产主义阵营共同预设的框架下运行,在共产主义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任何关于意识形态或社会政治体系的事情都必然影响到国内的意识形态控制。[2]119苏联和中国采取了与西方迥异的发展模式和理念,加之其在世界范围内逐渐扩大的影响力,因此受到美国政界和学界的格外关注。史华慈的研究首先针对这种需求。但作为一名思想史家,他的研究总是关注37事情表象背后蕴含的更为深刻、涉及人性的问题,用他的说法就是聚焦“无法获得确解的问题”(problema-tique),即便在研究现实问题时亦是如此。从上述这段话中就能看出,史华慈倾向于透过中苏繁杂的政治现象,从思想层面理解共产主义阵营的运作逻辑以及吸引人为之向往的原因所在。这种研究路径背后流露出一种人文主义的气质,史华慈孜孜不倦地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对自己身处的西方现代文明始终保持着警觉的批判,[3]他希望通过对共产主义流行现象的分析,理解现代人类生存状况的困境。二、史华慈对宰制研究取向的批判受其犹太教背景以及战后知识界对理性主义反思趋势的影响,史华慈研究的逻辑起点在于对人性的全面理解:人不仅能够理性地做出真理宣称(truthclaim),同时也会为一己之利而不断犯下错误。人性既是“纯粹的理想和明澈的理性所占据之地”,还是“犹豫不决、失误堕落、异化和道德冲突昭然若揭的坐落之所”。[4]64人性复杂且变动不居,因此期望通过一套固定不变的完美框架对人类社会进行客观研究的想法都是不切实际的。史华慈由此出发,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几种研究取向。第一种是静态意识形态取向。该模式倾向于将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看作马克思和列宁思想在实践层面执行的历史。斯大林、毛泽东等人只是将这些思想蓝图付诸于实践。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教义和行动之间的关系不存在问题。在所有情况下,共产主义世界的发展都可以从坚不可摧的共产主义信仰角度进行解释。这种信仰指导并告知领导人的行动。”[5]67这种取向在解释中苏关系时,简单地认为双方共享同一信仰。信仰的共同性足够解释当下联盟的性质并确保在未来的持久性。相比之下,意识形态的变动、权力、民族主义和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冲突和张力都是无关紧要的。通过对“毛主义”在中国兴起和发展的研究,史华慈有足够的自信告诉持这种静态观点的人以下事实:“自从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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